文/沈明高
發于2022.1.10總第1028期《中國新聞周刊》
2022年很可能是后疫情時期的開始，也可能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石油危機以來全球離滯脹最近的一年。今年的滯脹呈明顯的“脫鉤”特征，即“新興市場滯、發達國家脹”。當通脹倒逼發達國家去化過剩流動性時，新興市場經濟體或不得不去化過剩產能，相對而言，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經濟應該更關注經濟放慢的風險，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經濟應該更擔心通脹上升的風險。
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今年穩增長，與以往的穩增長不同，今年的穩增長面臨新挑戰——包括美聯儲收緊流動性條件、出口增速回落和國內房地產轉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的需求收縮、供給沖擊和預期轉弱三重壓力，與上述挑戰密切相關。應對這些挑戰正是中國經濟開新局的動力所在，宏觀政策既要仰賴傳統方式托底短期增長，也需要通過構建新增長格局來挖掘長期增長潛力，惟有政策長短結合才能持續改善市場預期。
首先，貨幣政策放松適當提速，爭取在美聯儲加息前筑牢增長底部，避免出現“美國加息、中國減息”的政策錯位。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貨幣政策提前實現了正常化，這有助于提升政策的自主性。但我們應對以下推理持審慎態度，即由于中國貨幣政策正常化在先，為應對后續可能出現的經濟下行預留了足夠空間。因為，在現有的增長格局下，美國仍是全球增長的主要動力，美聯儲和其他主要發達國家央行仍是全球流動性的主要提供者，美聯儲縮減資產購買規模、縮表甚至加息，將會導致全球流動性回流發達經濟體，由此引發風險資產價格大幅度波動和部分新興市場國家貨幣的大幅度貶值，壓縮新興市場宏觀政策調整的空間。只有一個國家的經濟相對獨立于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其貨幣政策才有較大的自主性。
由于中國貨幣政策受美聯儲政策緊縮的掣肘，今年宏觀政策很可能會更強調組合拳。其一，在去年兩次降準的基礎上，適當考慮降低實際貸款利率；其二，提高財政赤字率，適當考慮地方政府債務安排；其三，結構性政策在“立”字上下功夫，推動內循環經濟全面落地。
其次，加快構建“雙循環”新格局，對沖外需放慢。
2022年及以后，中國房地產行業增長和出口增長都將逐步回歸常態。結合目前全球增長格局及中國發展階段，這意味著個位數增長是常態，兩位數增長很可能是特例，不排除少數年份或月份出現負增長的可能。
因此，在落實穩增長措施的同時，采取切實措施，加快啟動內循環經濟。內循環經濟的核心，是向消費要增量，向投資要效率，兩者發展空間巨大。2020年，中國消費占G20的比重為15.4%，人口占30%左右，中國消費支出只是G20平均水平的一半。按現匯計算，中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僅為美國的9.3%。同時，經過長期積累，按1990年不變價計算，當前中國人均資本存量達1.7萬美元。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單位資本存量產出的GDP接近1，到2004年前后與美國相當，到2020年則進一步下降到0.34，僅為同期美國的55.7%。中國的規模優勢無疑可以進一步賦能消費和制造業升級，低基數疊加規模優勢，發展的勢能在我們這一邊，關鍵在于加快釋放增長潛能。
最后，為沒有房地產參與的政策刺激和增長做好準備。
房地產問題不是行業個案，事關中國增長模式的轉換，應有一個系統性的風險化解方案，以實現房地產行業的軟著落。房地產政策轉型，包括房地產稅試點的推出，將改變市場對整個行業和產業鏈的預期，在政策推動方面應非常謹慎。
房地產行業從超常發展轉向常態化發展，將對中國政策和增長環境產生重大影響。第一，在過去幾個政策放松周期中，房地產行業和市場發揮了刺激乘數效應，未來，沒有房地產全面參與的刺激政策或政策放松，效果會大打折扣，需要創新政策工具，比如更加積極的中央財政政策。第二，即使房地產行業能夠實現軟著落，仍需要回答一個問題，即未來能夠替代房地產產業鏈且規模相仿的增長動力是什么？答案應該是消費。第三，要關注時間匹配問題，房地產調整是快變量，而培育新的增長動能是慢變量，政策要為兩者的銜接預留空間。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先立后破”，就是要建設性地應對房地產和其他政策轉型。第四，需要直面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房地產鏈條上各主體的生存問題。就地方政府而言，未來節支可能比增收更重要，因為離開了房地產市場的野蠻生長，地方財政收入增長將難以滿足現有支出增長安排。同時，應建立一套邏輯自洽的“市政債”體系，實現從地方融資平臺向市政債的過渡。
(作者為廣發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
《中國新聞周刊》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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