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看到小紅書上有個話題很火，叫做“學歷改低后更好找工作”，一度進入熱搜前三。說的是一些人感嘆找工作難，有人把研究生學歷改成了大專去投簡歷找工作，據說這樣更容易。

學歷改低后更好找工作了嗎？

有關數據似乎能提供一些佐證。

【資料圖】

比如今年二季度，Boss 直聘月活用戶數（求職者）增至 4360 萬，創造新高。該公司解釋說，活躍用戶增長主要是因為藍領、二線以下城市用戶持續擴張。

從行業上來說，餐飲、酒店、旅游、美容保健、交通運輸、倉儲物流等藍領招聘需求顯著增加，服務業日均在線職位數超 100 萬，成為Boss 直聘平臺最大職位類型。

與此同時，白領崗位需求仍在減少。

這就造成了高學歷求職者就業難度增加，于是響應號召，脫掉長衫，向下兼容，進入藍領就業市場。

藍領就業市場不需要太高的學歷。學歷越高，起薪越高。對于如今注重降本增效的企業來說，便宜好用最重要。高學歷有時反而有副作用。

于是出現了改低學歷的現象。

但這也只是暫時的。因為改不改低學歷不重要，本質上是降低起薪，增加就業機會和競爭力。

這是就業市場變化造成的必然結果。

白領職位少了，就業門檻也就高了。如今，大公司收到的簡歷里，國內名校都很平常，歐美名校也屢見不鮮。

那么，普通大學畢業生怎么辦？必然要向下兼容，改變就業觀念。

前一陣子，有個新聞很火。北大某研究生畢業后，入職了北大餐飲中心。恰好這位研究生還是學新聞的，于是更被媒體關注，稱北大研究生當上了食堂阿姨。

在后來進一步的報道里，我們得知，其實她做食堂阿姨是為了體會師傅們的工作，目前正在輪崗，今年7月已從文員轉崗為管培生。

北大研究生畢業，成為北大后勤部門職員，放在當下就業市場，也算是不錯的選擇。重要的是，先一步進入了北大系統，將來發展變化的空間還很大。

這幾年，不時有名校博士競爭城管崗位之類的新聞，當時覺得有些不可理解，現在認為合情合理。

這就是博士的前瞻性啊。

在以往，大家以為上了大學就等于獲得了某種白領職業保障。但現在不是了，大學畢業生要面對現實，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不同的人才資源狀況，今時不同往日。

那么，既然有人改低學歷工作更好找，是不是說明學歷就不重要了，上個中專職高就可以了。

不是啊，朋友們。

改低學歷只是大學畢業生主動降低起薪的一種變通形式，隨著就業形勢的變化，本科生、研究生逐漸進入藍領就業市場，中專生職高生如果沒有過硬的專業技術做門檻，面臨的競爭將更加激烈。

還是得努力學習。

不妨做一個合理的預測，從就業市場需求出發，將來大學會更注重實務技能學習，給畢業生找工作提供更多武器。

記得多年之前，我的一名高中同學考入了清華電子系，實習那年被派到工廠跟著老師傅學技術。系里的教授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將來你們畢業了，實在找不到工作，起碼還能當個電工。

這就是教授的前瞻性啊。

清華電子系的畢業生當電工，可能一開始干不過技校畢業天天玩電筆的，但用不了幾天，他們就都能學會。綜合素質在那兒擺著呢。

好的一面是，藍領工人整體水平得到提升。

不好的一面是，就整個就業群體來說，找工作門檻更高了。

這個過程，在我國可能會發展得慢一點，因為我們藍領工人、白領職員、公務員等不同職業群體之間，差別還是很大的，無論是收入、待遇還是社會地位。

高學歷群體的職業選擇轉移，糾結也會更多一些。

大學畢業之后，去建筑工地跟老父親成為同事，在心理和現實上，都是道不容易過的坎兒。

除非出現一種情況，就是西方曾遇到過的長期經濟蕭條。那種情況下，學歷什么的，就不太重要了。那種情況下，就業不是下沉，而是下潛，依靠個人努力很難走出結構性困境，特別是對藍領工人而言。

當然，這種情況不多。

先說說大家熟悉的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大蕭條。

對大部分人來說，大蕭條不是逐漸發生的，而是突如其來。

上世紀20年代曾是美國歷史上少有的空前繁榮時代，《了不起的蓋茨比》講的就是那個年代的故事。

但隨著股市和金融市場的崩潰，美國經濟急劇下滑，失業飆升。

從股市大崩盤到1932年年中，美國經濟陷入了死亡螺旋。企業營收下降，為了保護投資者利益，不得不用裁員來降低成本，可是失業人數增多，導致市場購買力下降，企業營收繼續下滑，從而帶來更大范圍裁員。

1929年，美國失業率只有3.2%，到1933年，便上升到驚人的24.91%。

在這場大蕭條中，共有5000多家銀行倒閉，86000多家企業歇業。

在1934年，不含農業家庭在內，全美一度大約有3400萬人口根本沒有任何收入，占總人口28%。

曾經的中產階級迅速衰落，在等待工作的隊伍里，有農場主、牧師、工程師、學校校長，甚至還有銀行的前行長。

那時候，大約有200萬美國人為了生存四處流浪，從一個州到另一個州。但他們發現，到處全都一樣，異鄉也沒有更好。事實上，工作機會很少，300個崗位有5000人搶，招聘6000人卻有10萬人去應聘。

作家約翰·斯坦貝曾回憶說：“……許多年輕人都還是十幾歲的少年，頂著厚重蓬亂的頭發。……他們四處漂泊，冬季來臨時聚集到大城市，饑餓、挫敗、空虛和絕望驅使著他們不斷流浪，四處尋找工作和可以糊口的食物，在凄慘的環境中掙扎。”

《紐約時報》在1931年圣誕前夜刊發了一個故事：紐約一對失業夫婦來到卡斯基爾，在一處無人居住的湖畔小屋，慢慢等待死亡。他們身上只剩下25美分。

三天后，一位警官發現了他們。

更多的人在教堂、醫院、收容所和福利站，排隊領取救濟品。現在的美國人，已經很難想象大蕭條時期的景象。

為了謀生，美國人那段時期還出現了逆城市化潮流。到1935年，大約有200萬人從城市回到鄉村，重新耕種生活。

再來說說大家熟悉的日本。

1931年《紐約時報》報道的故事，在2009年的日本竟然還有相似的版本。

2009年4月，39歲的北原學躺在出租屋里，被人們發現時，尸體已經腐朽，據推測是死于饑餓。他的身邊有一封信，上面寫著：幫幫我。

NHK電視臺為此制作了一期特別節目，《說不出口的求助——如今的“三十代（30-39歲）”到底怎么了》，引起了廣泛共鳴和討論。

多年后，NHK對采訪內容進行了整理和補充，出版了《三十不立》一書。中文版也在去年發行。

日本的“三十代”生于戰后經濟騰飛時期，從小相信“努力就會有收獲”，一定要“在社會上實現自我”，好與不好，都是個人努力的結果。

受訪者今村就是其中典型的一員。

“考上一所好中學，考上一所頂尖大學，然后進入一家一流的大公司，從小時候起，我就覺得這是一條必經之路。我能感覺到父親對我們的期待。”

高中畢業后，他按照父母的意愿報考了東京大學。落榜后，他又在父親的鼓勵下復讀了兩年，終于考上了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學。

但等他畢業找工作的時候，日本社會經濟大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

1996年，今村就業的那年，日本有效招聘倍率為0.7，即每10個人中有3個人失業。但這還不是最壞的時候，據學校基本調查，在就業低谷時期的2000年，約45.2%的大學畢業生處于畢業即失業的境地。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后，日本國內也深受影響。當年很難才找到一份工作的年輕人，此時正是“三十代”的主體。

《三十不立》書中指出，2009年日本30-39歲的勞動人口中，非正式雇傭勞動者（臨時工）有327萬人，總比例是25%。而且，并不存在“工作只要去找就會有”“只要降低要求就能找到工作”。

2009年4月餓死的北原先生，也是勤奮的上班族中的醫院，專修學校畢業后進入金融業，然后輾轉餐飲業，有時還做著兩份以上的兼職。但由于行業不景氣，信貸債務壓力越來越大，北原先生失業后陷入困境。他曾向日本基層政府求助，但后者要向其家人核實情況才能提供救助，北原先生因此予以放棄。

在辭世20多天前，北原先生向一位朋友的母親求助一個便當，他專門登門致謝，拿了飯盒匆匆離開。

這也許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餐。

美日的教訓值得注意，我們不能、相信也不會重蹈他們的覆轍，畢竟我們有后發優勢。?

別人掉過的坑，我們可以繞開，選擇合適的路去走。要過河，有石頭就摸，沒必要學潛水。

而且，現在已經是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時代，理論上對于經濟趨勢的判斷和預測都更加精確，可以做出更有效的決策，從而避免經濟出現長期蕭條。

困難是暫時的，經濟轉型也是必然的，堅持下去是必須的。???????????

回到改低學歷這件事，這是個人選擇的權力。

重要的是改變觀念，正視現實，盡量活在樂觀的預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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