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0日，在廣州某創新學校里，學生根據昆蟲和植物主題創作的作品。（吳筱羽/圖）

2022年夏天的一個悶熱下午，我受邀到廣州一所創新學校參觀校園開放日的活動。

我對開放日全無興趣，此舉完全是為了“拯救”一篇稿子。在此之前，我們曾采訪過這所學校的創始人，在經過若干個小時的采訪后，我們悲傷地發現，獲取的素材無法支撐一篇稿子的寫作。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素材并非平平無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所成立于2016年的學校，其創始人的名氣遠比學校本身更加顯赫。創始人畢業于清華大學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曾是麥肯錫全球董事合伙人。早期的生源大部分來自創始人原有的家長粉絲。

采訪素材無法成稿的原因之一，和成長經歷有關。我在一個殘酷的應試環境中成長起來，每月一次的考試、最晚能到凌晨的自習以及日復一日排名中艱難生長的同學情誼，讓我質疑創新學校教育開放、自由的教育理念。因為，我成長的每一步都在力圖揭示，學習的過程不可能是快樂的，人生亦然。

開放日里，展示了學生根據昆蟲和植物主題創作的作品，幾位學生套著笨重的昆蟲布偶外套，穿梭在人群里引導參觀順序。另一些學生則熱情地向來訪者介紹，他們如何搭建一個與昆蟲有關的公眾平臺，以及為了讓訂閱數量增加，又是如何到小區里地推。

這次參觀并沒有讓我重燃對創新教育的希望。在我看來，老師們基本無法“管控”鬧哄哄的小朋友們，他們的同學在講解昆蟲的定義時，其他人在七嘴八舌地討論蝴蝶的顏色，以及蟑螂如何與面包蟲決斗的話題。

2022年6月10日，在廣州某創新學校里，家長和孩子。（吳筱羽/圖）

快要結束參觀時，偶然聽到一位家長正在和周圍人講述自己的經歷：為了讓孩子一直都在創新學校學習，他們多次搬家。

這種現代版的“孟母三遷”時刻在創新學校里上演。在采訪日日新學堂搬遷危機的過程中，一位青島的男士來到學校，他曾帶著孩子在西北讀完幼兒園，然后又在海南完成了小學一、二年級的學習，現在，聽說北京的創新教育也不錯，他決定在讀完三年級后，就迅速把孩子轉到北京的創新學校。

對于我來講，這樣的事情是聞所未聞了。不僅僅在于家長們擁有不斷折騰的精力，更在于教育居然有那么多的選擇。

在我那個人口200萬的老家，教育沒有任何選擇的余地，最好的中學就是我的母校。

在云南的非省會城市教育圈里，母校已成為一個符號，短短幾年時間里，它通過極致的應試教育手段，締造了讓人羨慕的本科上線率，不少曾經妄圖想探索素質教育的學校，都不得不學習它的作息方法。每天，我們從睜眼學到閉眼，有一段時間，校長還號召大家吃完晚飯就先回宿舍洗漱，這樣晚自習可以多學一會兒。

如果一個資質平庸、生性頑皮的學生想上一個本科，那他幾乎沒有第二個選擇。

幾年前，母校曾以其“管理技術”短暫地登上熱搜。在上晚自習期間，學校要求每一位去廁所的學生，都要寫一個假條，且需要讓兩位老師簽字。

一位親戚的孩子曾告訴我，因為請假麻煩，甚至曾經出現過憋不住的情況。我當時十分好奇，這樣的學校，為什么還要待下去？

這位只有17歲的少年無奈地笑了：“不待這里，以后怎么考上好大學？”沉默了一會兒，他又補充道：“社會就是這樣的，很多事情不受你的控制。”

這個小鎮少年還沒有擁抱過愛情，沒有見過大海，甚至沒有見到過20層以上的高樓，但他就覺得，他面對的社會，是一個無法掌控、必須要不斷妥協的社會。

事實上，我對創新學校具體使用了哪些教學方法，又讓多少孩子上了211、985，提不起興趣。創新學校首先的價值，應該是在一個自信、發展的社會，每一個現代公民都應該值得面對不止一個選擇。

和日日新的家長、畢業生聊天中，當我問他們，“在創新學校學到了什么”時，很少有人的第一個反應是，數學分數提高了，英語口語流利了。他們更喜歡說的是，學會了感受自然，學會了愛，孩子每天放學了都不想走，也從沒說過一句臟話。

我漸漸明白，曾經參觀的那個鬧哄哄的開放日活動，并不是老師無法“管控”學生，而是他們秉持的價值觀，就是與“管控”相悖的。

在日日新采訪結束前，我也和學校里的老師分享了我中學母校的事。在問完所有問題后，老師們讓我多講講我在母校的生活，因為這些是他們聞所未聞的故事。

另外，向廣州那所創新學校說聲抱歉，那篇稿子仍在醞釀之中。

南方周末記者 蘇有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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