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的盡頭是編制”是后疫情時代中青年職業取向的代表話語，也被認為是躺平青年的典型行動。在社會話語的渲染、家庭空間的牽引、個體的社會風險感知下，青年對體制內工作內容、時空特性的預設與其對個體對自由和生活意義的想象不謀而合，并將“考編”作為抵御社會結構性困境和個體發展風險的理性決策。
(相關資料圖)
但與此同時，考編青年又在多重教育資本的較量和退出機制再失效的“趕考”情境中陷入新的內卷困局。社會應當在既有對青年生存焦慮的貶損話語之外，以考編現象為透鏡重新審視當代青年面對生存焦慮的自我探索與自我治理思路。
01
問題的提出：
關于“考編熱”的社會話語與躺平預設
考編熱在網絡空間與現實討論中屢見不鮮，但學術研究尚且不多，將研究范疇擴展至青年就業文化中，發現對青年就業的體制內傾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青年的結構性困境和文化性繼承兩方面。
一是考編青年面臨的社會結構性困境。
二是考編青年面臨的社會期待和精神傳承。當青年文化中主流的“積極、向上、集體主義”的未來取向被認為沒有回報且令人失望時，便會出現對它的反抗和偏離。社會對這種偏離的擔憂在于青年可能會以退為進，退避到享樂主義的、個人主義的快樂取向去完成人生任務，放棄對社會期望中青年未來目標的追求。
我國青年的體制內傾向與韓國20世紀以來的考公熱有高度相似之處。
青年群體就業的體制內傾向并非是出于對“人民公仆”職業屬性的落實，而是將編制作為退出社會市場競爭的退路。對考編青年而言，體制與編制是其個體生存與發展的基本保障，是進一步實現其人生理想的嵌套工具，在編制配套的工作之外，還有其他的個人價值目標，體制內工作的個體再發展意義遠遠大于溫飽意義，個體意義遠遠大于社會意義，生活意義遠遠大于工作意義。因此，在這類話語中，青年的體制內傾向與“躺平主義”“避險青年”被畫上等號。
一是正面肯定。
二是強調負面影響。
對青年考編熱的主要爭議即矛盾點在于，其一方面是身處社會結構性困境中青年抵御個體發展風險的理性規劃，是一種合理且正當的職業選擇；但另一方面，考編背后折射出的青年求穩心態又不得不面臨來自社會對青年就業觀和價值取向的批評。
那么身處結構困境中的考編青年在行動與情感上如何回應這一爭議，躺平抑或內卷？功利還是淡泊？精神斷層抑或價值再造？當“考編”已經成為主流就業去向，青年是否將再陷內卷困局？基于此，通過對考編青年的職業想象與內卷實踐過程中的邏輯機理與社會環境觀照，試圖厘清當發現“以退為進”的考編之路只不過是另一條賽道上的內卷后，青年將如何敘事與行動？基于體制內工作的生活自由能否實現？考編的內卷之路何以呈現？“考編”作為其設想的在社會競爭中的退出機制是否失效？面對這一境況青年又有何種“方法論”？
02
現象透視：青年考編的現象與群像
1. 考編緣何成為“宇宙的盡頭”
對3所高校應屆和往屆畢業生的訪談中發現，與院校統計中劃分的就業門類不同，學生群體將畢業去向分為兩種，分別是“上岸”和“就業”。
上岸指成功考研、考博、考編或考取資格證書，就業指就職于在市場經營波動中沒有編制作為就業保障的私企。
從實際的就業向劃分來看，主要是體制內考編與體制外市場。我國的考編是指通過參加考試的方式來獲得行政編制或者事業編制，成為體制內工作人員，其工資由國家專門財政開支。
2022年我國高校畢業生人數首次突破1076萬，在并未計算各省市省考、事業編、教師崗、國企等考編人數的情況下，僅僅國家公務員統考報名人數便高達212.3萬人，創國家公務員報名人數新高，較2021年同期增長近50萬人，但實際錄用人數僅3.12萬，報錄比高達68∶1，至此，如高考一般“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趕考場景再現于青年的就業路上。
在考編場景中，回家鄉、考編上岸、早日躺平是青年群體尤其高校畢業生規避就業風險、降低物欲需求以及重塑自我價值觀的重要轉折點，其中的“求穩”心態折射出社會就業價值觀從現代性求變向傳統型求穩的復歸。
在后疫情時代的風險透鏡下，高風險中的高淘汰率直接表現為裁員、失業與降薪，現代生活的脆弱性與趨向保守與傳統的職業觀念耦合，社會心態的動搖使青年的“體制內信仰”愈發強烈，在加班文化、中年失業、競爭激烈、收入不穩定、工作不穩定、“996”、“35歲就失業”的畸形就業市場映襯下，公共事業部門因其福利好、穩定性高成為青年心中的“模范雇主”。
2. 殊途同歸：考編青年的體制選擇與類型肖像
從調研結果來看，可根據青年考編決策的時間節點將其劃分為四類，并通過四個具體案例呈現青年考編群體的主要來路和去向。
一是畢業就直接通過考試“上岸”進入體制內的應屆畢業生；二是在畢業時排斥體制內工作并有體制外就職經歷，但最終在進入體制外勞動力市場和加入體制內之間選擇后者的往屆畢業生；三是有豐富公考經驗的多年考生；四是在體制崇拜和專業限制的拉扯中持續拉長線等機會的邊緣考生。
（1）從畢業到“上岸”
案例1：CW，26歲，本科就讀于四川一所普通院校，2019年本科畢業時參加公務員考試，考入重慶一所區縣監獄中成為獄警。其所學專業與法學相關，但在專業相關的崗位競爭中卻難以與周邊地區高層次學校的法學生相比，在自身競爭力不足且升學意愿不強的情況下，將進入監獄系統作為自己的職業首選。與同輩群體相比，考一次就“上岸”是運氣和努力的疊加產物，因此他在同輩朋友中被視為“天選之人”。
我畢業時考公就很難，我一次就考上有自己很努力的原因，但運氣也很重要，我室友比我努力他卻沒考上，更別說那些備考好幾年的。我后悔過畢業就進體制這個決定，我一個鄉鎮出生男孩子，這份工作并不能為父母和家庭帶來太多東西，也不符合我們這種窮人家出來的孩子那種遲早要發財的夢想。可第二年疫情來的時候，我徹底明白我已過上了同輩人羨慕的生活，也是親戚朋友嘴里那個別人家考上編的孩子。現在畢業三年了，我還有同學在邊工作邊考公，競爭壓力越來越大，看到他們就覺得自己真的只是趕上了好時候。
（2）從“入市”到“入仕”
案例2：LWJ，29歲，管理學碩士研究生學歷，2020年碩士畢業后入職于廣州一家房企，2021年被公司以優化的名義解除勞動合同后，在父母幫助下，回到家鄉找了一份相對輕松的工作，并同時開始了自己的考編計劃。兼職考公并非易事，但疫情沖擊中的行業頹勢和既有打工經歷的現實體驗都促使其職業觀從“碩士畢業再打工”轉換為“打工不如考公”。對她而言，在市場就業與體制內就業的衡量中，與獨立成長和財富積累相比，情感的聯結與家庭的牽引是為要因。
我要失業時家人很擔心，但我說失業就考公，他們立刻覺得我長大了懂得父母的良苦用心。這很好笑，畢業前父母讓我考公我不考，工作后被社會毒打一年就立刻能與父母達成共識。我自己無法經受住那種在圖書館考研備考時的折磨，所以還是邊工作邊考。這并不是我對父母的妥協，而是我自己的人生規劃和主動選擇，在恰當的時機與父母期待所契合。還好我才29歲有資格考，還好父母尚且不需要我賺錢。能否考上是未知數，但一年到頭那么多考試，我總是有機會的。確實再也不想去大城市打工了，人活著除了錢還有別的呢。
（3）從應屆到再戰
案例3：RYJ，26歲，2019年6月心理學本科畢業，同年考公兩次皆失利。疫情后，本就有體制內傾向的她和家人都更堅定了進體制內的決心。考公的第二年，她開始參加機構培訓班，往返于機構和家中。隨著失利次數的增多和同期考生的上岸，她愈發受困于社會對青年成家立業的隱形時間規范和“啃老”貶損帶來的擠壓感中，但父母的支持、自我與市場的脫節、對未來的憂慮以及心理學就業的弱競爭力成為她仍堅持考編的主要原因。
我到現在參加大大小小11次考試，進過4次面試。父母雖然支持我，但我心里并不好受。我想過放棄，考編就是我人生低谷的開始，快三年了我真的很累，每天除了學習就是焦慮。可一想到父母我就不敢放棄，考編不只是我在付出，已經是全家的事情。我現在也沒有轉頭再上班的勇氣，本來我學的專業就業就難，畢業后趕上疫情一直也沒工作，如果現在去公司面試，人家問我這兩三年干什么了我都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4）專業與轉業
案例4：LSJ，28歲，建筑與土木工程碩士研究生。他的考公之路自在校期間起便充滿障礙，專業名稱、黨員身份、基層服務經歷的限制一度讓他無法報名。對與他相似的大多冷門專業的畢業生而言，公務員、事業編與特崗教師招聘中的常見優勢在于“專業不限”，但與此同時專業不限的崗位往往對應偏遠地區或者條件相對較差的崗位，這部分考編青年只能選擇“曲線自救，迂回上岸”，直接從最底層工作、最基層和最邊緣處入場。也正因此，與他情況相似的考編青年都在專業無用與轉業困難的境遇中對高等教育的作用和價值產生懷疑。
我常常后悔為什么要去普通二本讀研，不如本科畢業就考公務員，上那么多年學白白給自己增加障礙。讀研這個專業讓我在考公路上走得很艱難。不說能不能考上，這專業報名都費勁，只能報考不限制專業的崗位，不但條件差地方遠，而且報考人數多，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我雖然考了好幾年，但參考的機會并不多。剛畢業那年我一個當教師的高中同學讓我考縣城里的村小教師，我沒去，結果第二年就開始限制專業，我也沒機會了。所以，還是那句話早考早上岸。
當社會討論各類讓青年趨之若鶩的熱潮時，難免有對“盲目跟風”的批評，但在愈演愈烈未見消減的考編熱潮中，青年在體制外試錯后的主動選擇以及在長遠視角下的職業籌謀規劃都并不盲目，也不只是跟風。考編青年在談及自身的考編行動時，無論是對個體生存狀態的感知、家庭內部關系的理解還是未來日常生活的想象，都基于體制內外的對比視角，又在家庭角色、學生身份和社會職場人的轉化中權衡取舍，并在個體的風險感知、家庭的牽引、社會的結構性困境中不約而同地走向“體制內”。
03
考編青年的職業想象及其意義重構
青年群體并不缺乏對自我的剖析和定位，他們對個體訴求與社會現狀之間的墮距表示認同并充分理解，但這同時迫使其在已有的就業困局中尋求安身立命的機會和方案，因而才有以穩定的考編作為退出機制的心態轉變和行動。
考編群體或者說全社會實際上對編制都存在一定的“社會想象”，對編制的社會建構與就業的想象不謀而合，編制在此成為青年“脫離社會束縛，實現人生自由計劃”的直接價值載體。這種認知層面的想象也并非虛假意識的產物，反而可以說是促使青年群體產生興趣并深信不疑的社會事實。
1. 體制信仰中的穩定意涵與延遲滿足
我國勞動力市場按工作單位性質被劃分為體制內與體制外兩個市場并非今日之事，自實行計劃經濟以來，大部分城鎮戶口擁有者在體制內單位工作，與農村戶口或者小部分城市體制外勞動者的主要區別在于勞動者的薪酬福利、發展機會、工作穩定性、勞動保障與工作滿意度等方面。
改革開放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都曾出現不同程度的創業潮，1979—1989年的草根創業潮中，個體戶蓬勃興起，在個體戶南下下海靠著倒騰貨品成了萬元戶的刺激下，體制內的員工也轉變思維，尤其在90年代初，國企員工下海經商創業的浪潮首現，1992年提出的三個“有利于”，更加激發大家跳出體制內投身市場經濟的熱情。人社部數據顯示，1992年有12萬公務員徹底辭職下海，1000多萬公務員停薪留職，端著“鐵飯碗”又進入風險與機遇疊加的市場中。
因此，80年代的青年群體對打工和創業的體驗感更強，并未有對“鐵飯碗”的追逐或者明顯傾向。反而70年代體制內職員的“90后”兒女，更多受到了來自父母職業的代際傳遞的影響。此外，直至今日，大多體制外就職的父母仍以自身的打工人身份，在體制內外的比較視野下，在多年的社會就業創業的風險體驗中，將回家進有編制的單位視為青年的一種“孝道”，即使子女畢業后在收入可觀、有名氣的私企中就職，也仍被他們視為“沒有正式工作”。
尤其疫情后，不需要長輩苦口婆心的勸導，年輕人自發認可“鐵飯碗”的價值。可以說勞動力市場體制分割影響所帶來的社會地位差異和體制認同雖然在20世紀改革開放創業潮中出現過一段時間的波動，但仍延續至今。由此可窺具有代際傳遞性的體制信仰在當代青年擇業與就業過程中潛移默化的影響。
正如體制偏好的社會渲染與家庭代際傳遞所呈現出的那樣，他們對自己職業選擇的可能性和理想性的理解，通常是由更加可以追溯以及可以預測的時間結構所決定的，當體制內工作能夠為青年帶來“延遲滿足”的職業想象時，青年的職業抱負被重新配置于與他們的父母或同齡人的職業軌跡的關系中。這種對即將到來的未來的“職業保證”與將“延遲滿足”作為職業戰略的傾向密切相關，建立在與體制內工作特有的未來的信任、安全的關系之上，表現為決定忍受困難和目前不太有利的工作條件，并在未來獲得有保障的、可預期的推遲的獎勵。
2. 成為有閑青年：時間重構與自由預設
時間匱乏或者說時間被掠奪帶來的意義喪失感是現代青年群體的普遍經驗，這不僅構建了個人對其生活的感知，還塑造了他們日常的社會現實。
在對考編青年的時間體驗做出考量時有清晰可見的兩種維度。
第一個維度是內部時間，指個體從現在開始想象并與過去和未來發生聯系的方式。然而，對考編青年而言未來的前景越來越不確定和短促。
第二個維度是組織社會整體日常生活的外部時間，指生活的每個階段或一個人每天或每周所進行的活動的時間、個人生活中的某些事件在不同時期發生的規律性以及在一天或一周的時間分布和節奏。
考編青年群體卻傾向于制訂職業生涯的長線計劃，并在其中穿插私人生活的短線計劃。
絕大多數青年對體制內工作的基本認同是在“996”、無薪加班、私人時間公用的市場就業對比之下，體制內是不加班且閑的。
由此可知，在關于體制內工作的自由想象中，青年時間的內-外部期望在編制穩定與低風險的預設中得以建構，并在青年主體感知中實現了同一性。
考編青年以勞動敘事和自我實現的方式對時間進行排序，在過去經驗、現在處境和未來風險以及日常生活的時間框架之間建立一種“風險”關系，正如貝克和吉登斯所言，反思性現代性的社會背景下社會雖然有多元的異質性參照物，但仍然難以避免將個體和自我作為參照框架來塑造社會生活的趨勢。
上述風險關系的建立揭示出一種可能性，即在社會就業和生存風險的預警下，維持一個連貫的時間體驗，建構一個穩定的身份能給予其巨大的信心，考編對其而言是能夠在過去和未來之間建立起一定連續性的連接物。在穩定的體制中，工作時間的組織方式以及時間體驗能夠讓其對生活、勞動保持最初的期望，即付出與收獲，工作與生活，職業與自我。
3. 重拾日常空間：生活觀的積極建構
回家鄉、陪父母、見熟人、舒適圈、煙火氣是考編青年對體制內工作保障下的日常生活的記憶捕獲點，這些從工作映射到生活空間的記憶點是其重拾日常空間和文化空間并對生活觀再建構的主要來源。
在此，日常生活的回歸，欲望與能力的天平被重新衡量，個體化的組織和生活態激發了其重返家庭與集體的決定，從學校所在地或者工作所在的大城市到回家鄉考編，對其而言是擺脫城市中物欲與競爭束縛的最佳選擇。
以穩定態的考編方式回歸到一種熟悉的附近中和更原始的關系網絡中去，并在原生文化空間重拾熟人社會中的非正式制度和生活方式，和熟人見面，與親人共居，同自我對話，將原本斷裂的生活與工作、情感的歸屬重新聯結。
而在回歸附近的過程中，情感的自愈與再連接為他們的“體制內傾向”再次賦予意義。一是個體通過降低期待、消費降級來抵抗因物欲而產生的金錢追求與盲目競爭，以一種消費觀的重建來抵抗消費主義侵蝕而導致的勞動異化；二是生活觀的重建，不管是時間的重構還是情感的聯結，考編青年所“上的岸”通常是有“逃離”意味的空間，并與施加壓迫感的空間拉開距離，他們致力于塑造有人間煙火氣的真實空間，這種時間與空間上的意義重構是其關于上岸后日常生活的想象構建。
我畢業考上事業編后就像溫水煮青蛙，所以辭職去了互聯網公司，在那里意志又不斷被消磨，我喜歡錢但是更需要生活的真實感，所以我又辭職和我的朋友們一起考了。我認為我現在是一個在思考的人，我能聽見自己內心的聲音，關注自我真實的感受。允許自己脫離病態的社會競爭，慢節奏地審視生活選擇，并且有要過好接下來每一天的勇氣和決心。
我現在擁有的一切大部分都是這份工作直接或者間接帶來的，經濟上的安全感，在生活的地區的社會地位，家庭與事業的平衡，工作與生活的區分，我覺得我想要的都得到了。父母和我都開心的結果達成了，他們心目中的正經工作，我手里的“鐵飯碗”。人到29歲也算長大了，除了結婚成家的問題，我和父母幾乎沒有任何分歧了。但在我們這些小地方，體制內的人是最受歡迎的相親對象了。
04
“趕考”與再競爭：考編青年的內卷實踐
1. 個體·家庭·社會：教育資本的再較量
青年日漸膨脹的體制內傾向伴隨而生的是由社會、家庭和個體共同營造出的考試氛圍，其中既有教育背景和持續的考試投入成為青年上岸的“兩座大山”。
另一方面，考培機構作為考公熱背后的一大社會推手，也將個體考公的教育資本、經濟資本在內卷過程中的作用揭示出來，如考公考研等各種考試培訓機構推出的高價培訓班、協議班、直通班、普通班、沖刺班，不同的價格對應不同等級的培訓，但直接對應的是不同的“上岸”機會。有錢的花錢考，沒錢的自學，考編之路上的家庭扶持和可持續維護，無疑能夠使考生對長期的考試“等待”充滿信心，而這中間產生的備考焦慮和培訓競爭讓部分青年不禁發出“連競爭躺平機會都需要先天優勢”的消極心態。
考公報班、買材料這些花了不少錢，還沒算上我去上班的機會成本。考公值得嗎？我覺得沒人會說不值得，換個思路，如果體制內的工作能夠花錢去買、那我這種普通人可能買不到，有太多經濟條件不錯，學歷也好的人了，但不管怎么說至少你還能通過考試去得到這個機會。
我碰到的很多學歷好、家里有錢的公考生，甚至留學生，一個月的工資都不夠他們買兩件衣服，但依然要來和我們競爭一個縣城小崗位，最可笑的是有的人就是考著玩兒，最后他也不去，不但浪費名額，還讓大家很恐慌，好像在到處顯示他們有無數選擇，我們這些人隨時都要給他們讓位，這讓人非常難以接受。
2. 進退兩難：退出機制的再失效
考編之路上的“進退”困境也是考編青年們的行動困惑。
首先，體制內招考內容的特殊性需要考生花費大量時間學習與其專業不相關的知識，且公務員考試技能與其進入社會私營部門所需的技能和知識并不匹配。
其次，體制內的專業消解和知識斷裂會讓已上岸的體制內青年產生一定的“體制依賴”，一旦進入便難以離開。一是因為機會成本與市場風險雙向疊加下的退避心理，使其沒有勇氣和決心離開；二是在編制內辭職并非易事，尤其在基層崗位中往往設置3~5年的服務期，若不滿年限便主動辭職不但面臨違約金，還會對后續再考產生影響；三是體制內的工作內容，尤其是邊緣基層崗位中的工作，使青年成為僅僅處理瑣碎雜事的公共服務人員，往往會限制個體的創造性和主動性，且弱化個體與就業市場的聯系，降低其再進入體制外市場的可能性。
最后，與進體制就業在同等話語中的是體制就業所處的社會環境，由于體制內同事流動性小、穩定性高，因此容易讓初入體制的青年在穩定且有規律的人際關系中放大職場階層感，
自致困境
我們這些人的人生機會可以概括為是“低容錯率”，就是你能做的選擇不多，你能錯的機會更少。考公對我所認識的這些平凡考生而言是一條與低容錯率人生最相匹配的路。
我畢業后在家啃著老考了三年才考上山區教師編，又抱著一顆絕對要離開的決心在這里上了兩年班，每天都想放棄。我媽問我你辭職了能去干什么？我現在的確好像沒有退路只能硬著頭皮干下去，現在指望家里人能找找關系等我資格合格了把我從山里至少調出去鎮上，再慢慢回縣城。可除了我，其他的年輕人誰不是這么想的呢？
05
結論與討論
1. 結論
在社會上升空間窄化、市場就業環境惡化、個體風險感知強化的時代背景下，身處社會結構性困境中的青年考編既是其抵御個體發展風險的理性規劃，也是一種合理且正當的職業選擇。青年在社會與家庭的影響下生發出體制信仰，并在個體對小城中體制內工作內容、時空特性做出預設的基礎上，對自身內部感知時間與外部組織時間的重構中，對自我身份和生活意義產生一定想象，并期待通過重構日常空間、重拾文化空間來對原本消極的生活觀進行積極建構。
因此，在考編的過程中，青年雖然有因奮斗敘事失效而產生的失能感和避險心態，但卻并不能僅僅概括為是因喪失意志和斗志而做出的逃避決策的躺平心態，他們對個體的身份想象、職業判斷、生活重構與生命意義賦值折射了當代青年保守主義面向中的自我探索與自我治理。
但當“體制內”就業成為青年普遍認同的“以退為進”的人生決策時，由普遍退出搭建出的另一條內卷賽道就已經出現，退出成為與普遍內卷相平行的普遍退出之后，爭取退出的名額是極度卷化。
“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場景繼高考與考研后再一次出現在青年的考編之路上，不管是基于個體、家庭和社會的教育資本再較量，還是在體制內外圍城的取舍上，青年都無疑陷入一場以退出競爭為前提的再競爭之中。
2. 討論
減少對青年自我認同的社會批評與貶損。當前社會對青年的體制內傾向往往帶有偏見，將社會的問題通篇推諉至青年的就業選擇或者價值觀問題，以精英主義的偏見來解讀普通大眾的生存困境與理性選擇。體制內與“鐵飯碗”、“躺平”和“青年墮落”真的可以畫等號嗎？如果高校青年不去體制和基層那應該讓誰去呢？高質量人才不優先國家用那應該讓誰用？
在疫情之下，緊急救災背后的技術工作、組織工作、信息傳播工作已經再次給我們提醒，隨著科技發展和城市生活方式的轉變，基層管理崗位對青年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大，引進高學歷人才是應對基層非常態風險和提升常態治理水平的一大保障。他們的學識和見識為基層彌補關鍵技術缺口，年輕和學識帶來新面貌和新格局，疫情中被屢屢提及的“基層管理水平問題”在“引進高水平人才”的行動中可獲得一定程度上的化解。
重新審視高校教育與青年現實需求的差距。高校教育與考編作為職業選擇中的斷裂揭示出三個重要問題：
一是教育分流的局部失效。
二是高等教育擴張背景下的文憑通脹。
三是畢業生在就業發展中的被淘汰感知愈加劇烈。
高學歷青年的參與讓普通院校的學生產生壓迫感，畢業生在考編選崗中的“不良競爭”是社會學歷歧視和院校歧視鏈的再一次體現，在大量重點高學歷學生報考的趨勢下，大量省市級考試門檻升高，已將學歷與學校等級作為報名審核條件，普通院校學生甚至失去報考資格。且基層崗位設置五花八門的專業類別，使考生被報考系統以專業不符拒絕，讓考生在報名之際對所學專業和學校教育產生懷疑，陷入“我是專業學生卻不被納入專業大類中的困惑”。
因此，因“體制熱”持續發酵所帶來的盲目競爭、沒有發展的增長和人才資源的錯配，進而扭曲和浪費社會人力資源配置、弱化大學專業教育功能，并強化高校教育與就業市場脫節的問題不可忽視。
文章轉載于：中國青年研究?作者：何海清（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博士研究生）、張廣利（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
▼
「兩句話告訴你如何成功轉行？」
點擊下方視頻
?
?
「執筆為劍，
陪你穿越財富峽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