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曉涵
編輯|王姍
剪輯|張歆玥
自由的邊界
郭祺的初中生活是在純粹的應試中度過的。在深圳市一所“不那么好”的初中，他埋頭做題一點點擠下千軍萬馬，成為勝利的幸運兒之一，順利進入深圳中學——全市最好的高中。和預想中的按部就班不同，他驚訝于過往沒有體驗過的自由。
“像一個饑餓的人進入自助餐廳”，一個新世界就此展開。
這里更像大學的樣子。兩三千學生，組織了兩百個學生社團，模擬聯合國協會、機器人社、推理社等等。在食堂門口，常年掛著一排花花綠綠的海報，新年游園會、化妝舞會、環保學術講座，六七十個學生活動實時更新。可以不穿校服、談戀愛，班上就有染著一頭金發的女同學。學校臨近熱鬧的東門商業街，有同學拿著外賣，碰到當時的校長王錚，引來對方好奇的目光，“點的什么？好吃嗎？”
開放的氛圍和這位“最富爭議的校長”有關。2002年，王錚來到深圳中學擔任校長，在這座具有改革精神的城市，踐行他的教育改革。
學生們可以跨年級選課，一百多個選擇等待他們——數學史、公民的政治生活、20世紀的戰爭與和平、陶藝設計。每個年級20個班被拆成7個單元。有參加高考的常規單元，競賽單元，也有自由度更大的自主單元。在郭祺入校的2009年，一個獨特的單元誕生不久——出國單元。
正值中國向世界開放的年代，送孩子留學，培養成世界公民，是城市中產家庭的潮流。不過在以包容和自由著稱的深圳中學，出國單元依舊是個獨特的存在。創立的老師江學勤不打算加入任何應試的色彩，準備SAT考試、背托福詞匯，教學生寫文書，他痛恨這些“功利”的方法。他要開墾一片精英教育的實驗田——在這所頂尖的公立中學，選拔出一群更精英的孩子，通過素質教育，送他們去國外最好的大學，成為“改變世界的人”。
這些是郭祺后來才知曉的。他去參加面試的理由很簡單，厭倦了初中的應試生活。第一次面試失敗了，老師用英文問他喜歡什么書，他磕磕巴巴答不出來，隨便扯了本《哈利·波特》；后來又增加了一次面試，面試官換成了江學勤，這個在加拿大長大的華裔，操著一口語調奇怪的中文，單刀直入地問，你為什么想選這個體系？
三四十個學生被選拔出來。名列其中，郭祺有些受寵若驚，在這個牛人輩出的學校里，當時的自己平平無奇，“他（江學勤）可能真的無所謂，誰來了都能教，他對自己的體系太自信了，更何況來深中的都是全深圳最好的學生”。
這個意氣風發的年輕老師，似乎有足夠驕傲的資本。“我是耶魯大學畢業的”，他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又是學生們信任的王錚校長邀請來的。
江學勤為此投入了最好的資源，或者說，特權。他單獨請來九位常春藤大學的畢業生擔任外教；其他學生參加軍訓，出國單元的同學用戶外徒步替代，還有瑜伽等美式高中常見的活動。此外，他開設了英文圖書館，藏書幾千冊，鼓勵學生們多讀英文原著，而非背單詞應付考試；還有單獨的食堂，飯菜是經過專業營養搭配的，水果必不可少；讓學生自己開設經營咖啡廳，提供“討論的公共空間”。
當然，這些僅供出國單元使用。他認為，“高考是一個死板的制度，在高考制度里改革是沒有空間的，出國才是中國教育的未來”。
郭祺感激江學勤給了他這樣的機會，他是江最忠實的追隨者。對于一個高中生，這個國外來的老師和周圍中規中矩的成年人太不一樣了。他十分擅長講述一些情節跌宕的人生故事，比如從貧苦的華人移民家庭進入耶魯，比如缺錢的時候去拉斯維加斯的賭場，憑著很強的數學能力贏了一大筆，再比如去采訪受污染的村莊，從摩托車上摔下來。“像是電影情節，又確實覺得像這個人會干出的事”。
●江學勤與學生在一起。圖片來源：《創新中國教育》
從小喜歡畫畫的郭祺，獲得了一些探索的自由。即使只是在一張2A大小的《深中日報》做美編，后來成為主編——他們關注學校的社團大會，也關心甲型流感形勢。中午見縫插針找時間采訪，從下午四點下課，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點，第二天清晨拿著新鮮的報紙，放在食堂門口，滿學校發放。
高中時代在忙碌中度過，后來才慢慢回味出它的意義。“在面對家長宣講的時候，江會提到送孩子去常春藤，那只是策略性的。他的目的不是真的要送你去常春藤，而是教育一批全方面（發展）的公民，找到自己熱愛的東西，投入進去。”
在課堂上，他們讀過許多批判性的英文材料，郭祺對其中一篇討論的話題印象深刻——教育資源是否更多地傾向權貴階層？他得以第一次重新審視自己和身邊的人，“在深中這么好的學校，有多少是特困生呢？（深中的特困生少）是因為他們沒有我們聰明嗎，還是階層固化讓更有權貴的人擁有了更好的教育資源呢？”
像是一個隱喻，和江學勤的教育實驗暗合。出國單元在校內引發劇烈的討論乃至圍剿，它是否獨占了過多資源，影響了公立學校的教育公平？更大的爭議則來自于這位老師本身，這個西方來的闖入者，低估了變革會遇到的阻力。他粗暴、直接、自傲、語出驚人，攪動起風波。
闖入者
來到深圳中學那一年，江學勤32歲，正在經歷人生低谷。
考入耶魯大學，這個貧窮家庭出身的亞裔青年并沒能融入其中，他覺得自己在那些精英出身的孩子中格格不入。他想到中國，這個遙遠模糊的故鄉大概會接納他。那時的中國是一片待發掘的廣闊天地。他懷揣雄心，想著要“改變這個世界”。
事業從外媒駐華記者開始。顯然，這個驕傲的年輕人低估了事情的難度，他總是不斷地和周圍的人起沖突。“編輯讓我寫艾滋病（在中國）多么嚴重，我覺得當時結核病比較嚴重，但美國不關注。（這樣選擇）是違反職業道德 ！”他接受不了，和編輯吵架，然后一走了之。幾乎沒在一個地方待超過半年，短則一個月。
一切都糟糕透了。小的媒體他看不上，向《紐約客》投稿又被拒絕，身邊年輕的同行們逐漸成名，比如寫出了《江城》的何偉。失意的他每天悶在家喝酒，打游戲直到天亮。
直到王錚遞來橄欖枝，邀請他到深圳中學看一看。
他們相識于1990年代末的北大附中，他在那里短暫地做過外教。“年輕的王錚是一位理想主義的副校長，而我——一位年輕的老師也是典型的理想主義者，我們自然而然成為了好朋友”，江學勤后來在書里這樣寫道。那次邀請的起因是，原本負責出國的老師離開了深圳中學，需要一位繼任者。
深圳的夜晚有熱鬧的煙火氣，在江學勤的回憶中，他和王錚常常晚上十點去酒樓喝粥到凌晨，他反復描繪自己的暢想，不甘于只為學生寫推薦信、聯系學校，而要建立一套體系，挑選一些最精英的學生去國外最好的大學，成為影響世界的人。
他急切地想要證明自己，這可能是最后的機會了。
這和他的成長經歷相悖，但他有現實的考量——“只有有錢人才會為教育投資，窮人對教育是很保守的，要做教育創新，只能去有錢人的地方”。在他眼中，大概沒有比深圳中學更適合的地方了——家長依靠個人奮斗獲得財富，面對孩子的教育，也有充分的冒險精神。
然而，許多人都難以理解他的“冒險”。出國單元封閉而獨立，不用多付學費，這里的學生就能擁有單獨的外教、咖啡屋、食堂、外文圖書館；課程和別的單元不一樣，還辦了自己的報紙《深中日報》。這引起其他學生和家長的不滿，投訴他搞特殊。
另一個爭議來自他在一次學生組織的代表大會上，宣布了解散學生會的指令，沒有經歷任何民主評議過程。在他看來學生會人浮于事，權力過大，會成為改革的阻礙。當時的深中貼吧里對這位老師全是批評甚至謾罵的聲音，認為他專斷、獨占資源，擾亂教育公平。
江學勤不理解自己怎么一夜之間變成了“魔鬼”，賭氣一般，他要求所有參與出國單元的同學簽署一份協議，承諾“不會發表對出國體系工作不利的言論”，把那些罵他的學生隔絕出去。
蕭佳2009年進入出國單元，在她眼中，這位國外來的老師有些奇怪，時常發表一些驚世駭俗的言論。“比如說學生會是黑社會，學長團是邪教”，被出國單元的學生錄下來放到網上，他查到這個學生，直接把對方從出國單元開除了。
“大家都感受到這個人好兇啊，好害怕，班里一些女同學是不敢跟他說話的。讀課文如果漏掉了單詞，他也會責備，怎么注意力不在文章上？”
在這個封閉世界里，江學勤是“上帝”一般的存在。他以激烈的方式，杜絕一切他不認同的事物。“語文（課）有什么意義？不要學了”，其他班語文老師氣得和他吵架；自己招來的外教，他也不滿，這些年輕人寓教于樂的上課方式，在他眼中是不負責任的表現，再加上開會遲到，他最終讓他們離開。
至于一定要過的SAT和托福兩道關卡，他認為不能靠背單詞和做真題，要通過閱讀提升英文能力。發現高一同學看托福詞匯書，他怒不可遏地責備對方，“該開始的時候我自然會教，為什么要提前開始（背單詞）？”
這些源于他的個人經歷。在加拿大讀高中的日子，為了逃離被邊緣化的環境，江學勤的大多數時間都在書本里度過，圖書館、地鐵上，高強度的積累，讓他拿到了耶魯的通知書。他相信自己的經驗也能適用于這些孩子。
一些學生只能背著他，私下偷偷背單詞。他們和江學勤太不一樣了，來自城市中產家庭，一部分人早早就下了出國的決定，“尤其是升商學院的，高二這八九個人的托福成績已經出來了”，蕭佳突然有了危機意識，一年后申請就要開始了。
為了趕上進度，她常常連著幾天備考，沒空睡覺。至于那些素質教育，也是狀況不斷，有的課上了幾周突然換掉，她覺得自己像一只小白鼠，隨時處于慌亂中。
“江想完全打造成美國高中的感覺，但你的同僚和學生（是中國人），并不是很能接受。而且美國高中有四年，中國只有三年，為了趕上高三的申請季，高二準備就已經來不及了，所以留給他的時間只有一年，太短了。”
現在回憶起來，江學勤并不后悔自己的雷霆手段，只有這樣才能迅速推進他的改革。他也承認，一兩年的時間太短了，更何況嚴苛里摻雜了他的私心，“我那時候太急切地想要證明自己，要迅速看到成果”。
正值外界和家長對深中“放養式”教育的爭議不斷，學校的中考錄取分數線在2009年第一次跌到了全市第三。很多人已經失去了耐心。有同學后來回憶，江學勤在深中的那一兩年，正是校長王錚離開前的過渡期，一切都好像按下了加速鍵。
●深圳中學學生刊物《涅槃》周刊對學校改革報道的特刊 講述者供圖
退場
離別的消息在2009年5月到來。王錚告訴江學勤，不久后，他將要離開深圳中學，去北大附中當校長。沒有任何預兆，江學勤有些錯愕。出國體系才剛剛建立，在高中部實驗了不到兩屆，在初中部也才開始不久，離開了王錚的保護，這一片實驗田岌岌可危。
他記得離開之前，他們有過一次對話。
王錚希望他留在深圳中學，“他說北京的環境不適合我，可能怕我去搗亂”，而江學勤則極力勸王錚留下來——
“王校長你這樣做是害自己，我無所謂好嗎？可是你在深圳中學可以成為一個歷史人物，真的做一個偉大的學校，你為什么放棄？去北大附中當校長，你肯定會失敗。”
江學勤對未來感到悲觀，那大概是一個截然不同的環境。可離開了王錚，他不知道還能去哪里，“我在深圳中學的這兩年，變成了一個（大家口中的）魔鬼。”
他是孤獨而自傲的，和老師們離得很遠，看不慣他們的很多行為，比如在自習課上偷偷看股票漲跌；他猜測老師們大概也不爽他的高調，甚至“嫉妒他”。
他曾在一次全校的教師大會上解釋出國體系，“我們（是為了）把這個項目做得精致一點，看效果如何，再把好的東西慢慢推動到其他的學校，不是為了利益，是純粹的教育改革”。“你放屁！”一位女老師當場大聲反駁。
在江學勤心中，王錚是他唯一的盟友，他們是一路人，有著漂亮的學歷，純粹的理想。而現在，盟友要離他而去了。
他很難對這段關系如何走向終結作出解釋，回溯起來，裂痕是一點一點出現的。
他記得王錚讓他給高三出國的學生寫推薦信，他拒絕了，原因是建立出國體系的時候，他找這些孩子加入，被拒絕了。
“有學生背后說我是騙子。我做出國體系的時候他們在旁邊（嘲）笑，（現在）需要我的時候就要我來服務了？挺功利自私的。但王錚就是特別愛護學生，他相信每個孩子都可以實現自己，作為一個教育家，你只能提供條件，然后等待”。
和江學勤一樣沉溺在迷茫中的，還有深圳中學的學生們。校園雜志《涅槃》在王錚離開前，對他做了一次專訪。采訪的尾聲，他們問了這樣一個問題——
“萬一，僅僅是萬一，您的繼任者沒辦法繼續把您這幾年所做的東西做下去呢？”
“那這就是深中的命運”。
●深圳中學學生刊物《涅槃周刊》對校長王錚（左）的采訪 講述者供圖
繼任者為這個學校的改革按下了剎車鍵，單元制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江學勤顧不得這些，“我百分百會被換掉”。不會再有王錚一樣的校長給他那么多自由，“只要你想做事，他百分百支持”。跟著王錚，是他當時唯一的選擇。他記得自己不停打了幾個月電話，對方終于接了說，你來北京吧。
高中部的出國體系后來被另一位老師接管。在蕭佳的眼中，一切終于走上了“正軌”，獨立食堂關閉，AP課程（注：美國大學預修課程，成績可以作為申請大學的重要籌碼）從自學變成了有專門的老師來教，外語圖書館也開放給全校同學了，外教比例下調，除了英語課，盡量讓中國老師來教。如江學勤所預料的，他建立的體系就這樣短暫地終結了。
王錚把單元制帶到北大附中本部，江學勤也把他的出國體系帶到了北大附中國際部。那兩年他過得有些麻木，但依舊在隨時關注王錚改革的動向，北大附中從單元制度，改成書院制度，高一高二和高三徹底分隔開，前者進行素質教育，后者專心準備高考。他覺得，王錚似乎比在深圳中學的時候更激烈了。無從得知王錚的真實想法，他們已經許久沒有過交集了。
靴子落地的一刻是2012年的冬天，回加拿大度假的江學勤，收到一封來自北京的郵件，寄件人是王錚，信里沒有多余的字，只有一張紅頭文件的圖片——北大領導班子通過討論決定免去江學勤的職位。
他知道，自己被徹底放棄了。
無論是當事人還是外人看來，這都是一次不那么光彩的告別——被辭退、深圳中學的貼吧還隨處可見對他的爭議。這個36歲的、耶魯畢業的中年人覺得自己正在墜入深淵，他投入了極高期待的教育實驗、連同人生一齊徹底失敗了。
失敗的人
2022年初春，我在成都的一個地鐵站口見到了江學勤。他胸前抱著半歲的孩子，腳步和語速都是飛快的。只有頭上混雜叢生的白發在提醒著，他已經是46歲的中年人了。
顯然，他沒有過上世俗意義上“成功”的生活。房子是租的，118平米，一個月2800，在深圳或北京是不可想像的價格。四年前，他選擇帶著懷孕的妻子來到陌生的成都，較低的生活成本是原因之一。
疫情之后，他們在家做飯，午餐全是綠油油的蔬菜——苦瓜、花菜、豆角、萵筍，配上紫色的糙米，妻子開玩笑叫它“原諒套餐”。如果不下雨，兩人一定會帶著兩個孩子去附近的公園走一走，“很少見到這么窮還這么開心的人吧”，他們調侃。
●江學勤家的午飯 圖/魏曉涵
離開北大附中之后，江學勤遠離了那些頂尖的公立中學，某種程度上是被動的選擇——
回過頭看，他的確覺得自己太過極端，不應該把希望只寄托在出國上，而是讓改革面向所有的學生。可環境和時代都不同了。他曾在成都的培訓會上向中學介紹創新教育的項目，高中老師們似乎興趣不大，他猜測大概因為”中學生忙著高考”；轉而和小學合作，遇到疫情，這兩年項目也幾乎沒了。妻子是全職太太，嚴重的時候家里一度拿不出生活費，只能去找妻子的父母借錢渡過危機。
他說，也不是沒有賺錢的機會找來。耶魯的學歷、深中和北大附中的履歷都是金字招牌，在中介機構幫學生寫推薦信，介紹他們出國，可以有幾十萬的收入，但他不想那樣，“違反了教育的本質，浪費了我的才華，對不起自己，也沒有給孩子做好榜樣”。
在成都，為數不多能互相串門的是美國作家何偉。他家有一對“谷愛凌”式的雙胞胎女兒，理想中精英的樣子——聰明、熱情又努力，半年時間，數學就能從不及格到趕上學校的教學進度，長跑厲害，“搞不好以后真的能參加奧運會”。
江學勤四歲的大兒子似乎是那對雙胞胎女孩的反面，不太擅長社交，自由慣了，在商場也光著腳溜達，脾氣有些“古怪”。何偉的妻子建議他們約束孩子的行為，培養社交能力，江學勤并不贊同。幼兒園老師總給他打電話，他索性把孩子帶回了家。“我小時候跟他性格是一樣的，不聽話，有很多想法，天天被爸媽打罵。”
這個孩子更像他過去精英教育實驗的反面。
那個半途折戟的實驗，讓他對培養精英徹底失望。他一度極端地認為，通過選拔制度層層挑選出來的孩子，“本身就很功利”。細數那些過往——私下講的話被學生偷錄，放到網上被攻擊；有學生和他維持表面關系，是為了一封推薦信；出國更像一門生意，有錢就能上，現實和他的理想圖景相差甚遠。
我問他，如果能再來一次呢？
“再來一次，我不會有任何的錄取標準，也不會有濃烈的個人色彩和任何的偏見，把資源開放給所有的學生。精英教育是要把‘聰明’的孩子選出來，但如果你有心有愛，可以改變每個孩子的人生，他們都是有靈魂的。”
●2017年9月，湖南株洲外國語石峰學校，江學勤給四年級的學生上課。圖片來源網絡
這也是當下西方學者們在反思的，過去我們是否太過認同“精英教育”和“培養世界公民”的價值了？因公開課《公正》廣為人知的哈佛教授邁克爾·桑德爾，在新作中反思精英的傲慢——“他們忘記了成功路上的運氣因素和助力——家庭、老師、社會階層、國家和時代，相信那些在底層掙扎的人也一定是罪有應得，優績是暴政”；而牛津大學教授項飆則認為，“西方想象中的‘世界公民’，把人培養成了孤立的人，你不再接觸到其他教育方式，也不再接觸到真實生活，比如漁夫怎么打漁？失地農民怎么斗爭？”
江學勤很認同“優績是暴政”，即便是公立教育，也是關于精英的選拔。這樣的認知是他離開了精英的圈子之后感受到的。
從北大附中離職后，他回到加拿大，體驗了許多和教育無關的事，跳傘；學廚藝，上拳擊課、唱歌、寫書等等。班里厲害的同學并非都接受過精英教育，反而是耶魯畢業的他成了那個“笨學生”，做的飯難吃，恐高，當五音不全的他被老師責罵時，他突然理解了那些被他責罵過的學生。
他嘗試講了人生第一場脫口秀。過去，他最討厭的就是被人嘲笑，但脫口秀不就是把自己的傷口拿來自嘲嗎？在一家餐廳里，面對二三十個陌生人，他忐忑地講完了幾分鐘和前女友有關的段子。看著臺下在笑著的人，他感覺得到了釋放。
他接受了自己的失敗，重新梳理那幾年的改革，何以置于被孤立的窘境。“90%是我的問題。我那時候32歲，年輕有理想，但沒有經驗。太極端、太焦急，沒有尊重這些孩子，也沒有和他們交流解釋。為了讓這個體系運轉下去，著急出成績。這是我最后悔的。”
回到中國后，他有了更多的時間，埋頭在寫作的世界里，梳理過去的經歷，或是沉浸于寫科幻小說。他有一個溫柔的妻子，也是他最好的讀者和傾聽者。“現在我比以前更幸福，身心健康，有愛”。
只是不會再有那樣的機會了。
他還是執著于“改變世界”的教育理想。比如想找鄉村教育的企業家，把創意課程推廣到鄉村學校，在同樣從事教育的人看來未免太理想化——一個機構推動鄉村教育改革都很難，更別說他一個外來者，還單槍匹馬的。
“我的人生不會再有那么好的機會了”，說到這里，他忍不住惋惜，“在2008年中國教育最開放的時候，（原本可以）為它創造一個新的可能性。”
●江學勤在家中做飯 圖/魏曉涵
「小說家」和「閱讀家」
莫一夫再次見到江學勤，是在去年12月深圳江學勤的新書分享會現場。這位深圳中學貼吧的前任吧主，曾經站在他的對立面。在過往的記憶中，江學勤是權威，也是充滿爭議的老師，上一次他們的交集還要追溯到十多年前，那并不愉快，作為學生代表的他想和江學勤聊一聊大家的抱怨，誰知對方見到他，扭頭就走。
十多年過去，莫一夫成了一個創新教育機構的負責人。那天他坐在臺下，聽江學勤講起自己的教育理念，第一次理解到“原來他是一個人本主義者”。多年未見，他的語氣和狀態好像變得柔軟了，沒有那么激烈，也更有力量了，“可能是當爸爸了吧”。
這個昔日的學生領袖也在反思，高中時代是否只顧著享受自由的權力，師生缺少溝通，才導致那些對立的發生？現場有些匆忙，他加了江學勤的微信，想著以后有機會，要和他坐下來好好聊一聊。
我向江學勤轉達了莫一夫的想法。他沒有流露出和解的念頭，但他理解那些謾罵，“他們的出發點是想保護深圳中學。他們不反對我做的事情，而是反對我的方式”。
離開深圳中學和北大附中之后，江學勤陸續收到了一些學生寄來的郵件。有人說，因為高中的一位歷史課外教，他對國際關系產生興趣，在大學選擇了相應的專業，而剛進入北大附中的時候，他還是天天打游戲、渾噩度日的狀態；還有一位同學寫道，在出國體系學到最有價值的東西，“不是領導才能也不是寫作技巧，而是一種無時無刻（不）挑戰自己，跳出自己的小世界，擁抱新鮮事物的意識”。
江學勤和深圳中學的學生交集不算多，他在紐約見過楊粵祺一次。當年這個想進入跨國公司的女孩，從沃頓商學院畢業后，去了紐約大學讀新聞，現在在美國一家著名媒體做財經記者。
在她的大學時代，身邊的人不斷討論和催促著，去投行，去咨詢，進華爾街做高薪的工作。她也在華爾街實習過，卻不喜歡壓力巨大、一天只能睡五個小時的生活，于是離開了。
在沃頓商學院，這是一個有些特別的選擇。她有時會覺得自己和身邊的同學格格不入，有點孤獨，高中時代培養的價值觀，在這樣的時候保護了她許多——“不受外界影響，聽從自己的內心”。
和余喬不同，蕭佳的記憶是灰色的。那個不成熟的實驗，給她留下了許多不愉快的回憶，“拿高中生做實驗，說實話挺不負責的，我們正好趕上了，成為小白鼠”。
她沒有申請到理想的學校，幾經周折，轉校才去南加州大學讀了自己喜歡的影視專業，現在做了制片人。她調侃，高中時代留給她最大的經驗大概是，“學會了如何順利渡過一些變動的環境”。
郭祺追隨自己的興趣去了羅德島設計學院，也如愿回國成為了一名建筑設計師。他很珍視那場短短的教育實驗在自己身上留下的東西——學會面對一個開放的世界，并持之以恒地，把自己喜歡的事做下去。
對于那個教育實驗的“失敗”，他有另一種觀點。“就像一個作家，他自認為寫了一部非常糟糕的小說，但他的讀者或許能結合自己的經驗，甚至是誤讀，發現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他們好像沒有如江學勤設想的那樣，有改變世界的雄心，但成為了更好的自己，這大概也是教育的價值所在。幾乎每一個接受采訪的深中學生都會提到王錚在任時期的校訓，警句一般，有人甚至一直掛在自己的QQ簽名上——“培養個性鮮明、充滿自信、敢于負責，具有思想力、領導力、創造力的杰出公民。他們無論身在何處，都能熱忱服務社會，并在其中表現出對自然的尊重和對他人的關愛。”
一位學生評價，“沒有王錚的教育改革，大概江學勤的教育實驗也不可能存在”。無論是激進者，還是保守者，都在其中獲得了一些跳脫出傳統教育之外的空間。
2021年冬天，時任北大附中校長的王錚被免職，通告中沒有提到具體的原因。他的任期原本要到第二年的六月。
江學勤和王錚已經許久沒有過聯系了。說不清具體的緣由，他從蛛絲馬跡中隱隱感覺到了這一天的到來，沒有覺得意外。
在王錚被免職的那天，他在朋友圈中寫道——
“今天起床看新聞，知道王錚要離開北大附中了，我心里很復雜，想哭，也想笑。想哭是因為中國教育太需要王錚的理念、勇氣和行動力。想笑是因為我了解王校長，他是斗士，絕對不會放棄他的理想。”
不出意外，不久之后江學勤會入職北京一所國際學校。他幻想著找機會見見這位昔日的校長，或許能重新像朋友那樣重新坐在一起敘敘舊，甚至有機會再合作一次呢？他想，離職對王錚的人生未嘗不是一種幸福，終于沒有那么多事務纏身，也沒有那么多人來找他。他可以自由地牽著小狗，在北大附中的校園里散步了。
（文中蕭佳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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