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文化和旅游部部長雒樹剛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工作情況時，強調不搞唯票房、唯發行量、唯收視率、唯流量。同時，相關文件也要求國有文化企業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這一指導思想將成為文化產業管理監督部門、生產經營企業以及從業人員的基本遵循。
文化產業具有意識形態和產業雙重屬性，這在現實生活中不難理解。舉例來說，當一部電影上映后，輿論不僅關注它的票房表現，還會評價它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專業影評人、媒體機構、電影觀眾都會紛紛發表評論，打出自己的評分。這些方方面面的評價，反過來又會影響影片的票房，成為各種獎項評選的重要參考。思想性、藝術性和市場表現，成為評價一部電影及其主創團隊的三個重要維度。
然而，創作生產思想性、藝術性和市場表現俱佳的文藝作品(文化產品)并非易事。甚至相反，文化產業中長期存在的問題正是舉此而遺彼。通俗的說，就是“叫好的不叫座，叫座的不叫好”。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互相混淆，由政府統包統攬，束縛了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由于體制機制的束縛，電影行業遭遇了連續多年的生產滑坡和市場萎縮。到了2001—2003年，我國電影生產制作跌入谷底，年產量一直徘徊在100部上下。電影觀眾則以每年近10億人次的驚人跌幅下降(1979年我國電影觀眾人次高達293億人次)。2002年全國總票房約9億元，電影制片廠、電影院艱難度日，電影從社會文化舞臺的中心位置迅速邊緣化。
此后，經過近20年的文化體制改革，我國文化產業獲得了迅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還是以電影為例，2018年我國電影產量總計1082部，全國電影總票房609.76億元。文化產業的很多細分領域都獲得了迅速發展。2018年，全國規模以上文化及相關產業實現營業收入89257億元，同比增長8.2%。實踐證明，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
在文化產業取得巨大發展成就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存在的一些問題。在一些文化企業、文化工作者和文藝作品(文化產品)之中，都出現了“產業”壓倒“事業”，“商品性”壓倒“思想性和藝術性”，“追求利潤”壓倒“堅守意識形態”的錯誤傾向。一些人甚至連底線都守不住，推崇“唯票房、唯發行量、唯收視率和唯流量論”，為了經濟目標不擇手段。一些影視作品、電視節目質量低劣，但主創團隊的市場炒作爐火純青，甚至不惜違法違規進行票房造假、收視率造假和“資本運作”。一些網絡公司日進斗金，但其游戲卻被質疑具有強烈致癮性。一些短視頻制作播放平臺市值高達數百億元，但其發布的視頻產品卻格調低下，充滿“庸俗、低俗、媚俗”內容。網絡視頻直播平臺受眾規模巨大，但一些視頻主播幾無職業操守，頻繁踩踏法律紅線，挑戰社會公序良俗。凡此種種，都偏離了文化產業“具有意識形態和產業雙重屬性，應當思想性、藝術性和商品性兼顧”的定位和要求。
發達國家(地區)的經驗表明，在一國(地區)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左右，文化產業就會進入高速增長期。若以此標準衡量，我國的文化產業正有望打開高速增長期的時間窗口。在這種重要的時間節點上，通過法律政策的健全完善、體制機制的深化改革、行業自律和評價獎懲體系的建立健全，來強調文化產業的意識形態和產業雙重屬性，強調思想性、藝術性和商品性并重的要求，反對“唯票房、唯發行量、唯收視率、唯流量”，無疑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