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月1日)有媒體報道說，12月30日，云南省檢察院就公眾關注的“麗江反殺案”發出通報稱，防衛行為人唐雪的行為屬正當防衛，依法不負刑事責任。同日，麗江市永勝縣檢察院對該案撤回起訴，并對唐雪做出不起訴決定。
據早前麗江市永勝縣檢察院對此案做出的起訴書，該案發生在2019年春節期間。2月8日晚，防衛行為人唐雪在住家附近因醉酒的被防衛人李某攔其乘坐的送行車而產生糾紛。2月9日凌晨1時許，李某持菜刀來到唐家，用菜刀對唐家大門進行砍砸。唐雪聽到砸門聲，拿了兩把水果刀出門查看情況，隨即與李某扭打在一起，被勸阻者拉開后，李某往外跑的過程中撲倒在地，送醫不治死亡。
此案經媒體披露后，引發社會廣為關注。如果此案以上述麗江市永勝縣檢察院起訴書(永檢公訴刑訴[2019]186號)所訴罪名定罪“防衛過當”，則是對近年全國各級法院對防衛不法人身侵害的行為進行肯定的法律導向的變向。對公眾的關注，云南省檢察院回應稱，該院對此案高度重視，已派人閱卷，對案件事實、證據依法全面審查，指導案件辦理。現在，麗江市永勝縣檢察院對該案撤回起訴，并對防衛不法侵害的行為人做出不起訴決定，無疑是對防衛行為的正向肯定，保證了法律適用上的一致性。
防衛行為，是刑法學以及刑事司法實踐中的一個熱點問題。中國刑法有關條款為防衛行為加上了限制性定語“正當”以及“過當”。既有“正當防衛”，當有“不正當”、也就是“過當防衛”或“防衛過當”。然而，在實踐中，即使是法官，也很難在裁量中精確地把握“正當”與“不當”的度，也很難確定將自己所認為的“正當”或“不當”還原至案發當時，就一定會產生正當或不當的結果。
不過，最根本的還在于，防衛正當還是防衛過當的認定，并非是法官在審理案件進行裁量時“覺得”困難，而是防衛行為人在實施防衛行為時的“不能”。因為實施防衛的行為人，即使聽到不法侵害人表達出的“犯意”動機——且不論此中還有相當多的表達其實只是威嚇，以使被侵害人放棄抵抗的企圖——也很難判斷語言表達有否夸張成分以及真假，同時也很難從肢體動作上判斷不法侵害者的行為烈度走向以及所產生的后果。
將法官在安靜的辦公室或平靜的法庭都難以把握其度的“正當”或“過當”的限制性規定，加諸實施防衛行為時瞬息萬變的現場，這種限制無疑只是對不法侵害實施防衛的行為人的限制。而主動施加不法侵害的人，其行為既為不法，本不存在正當還是過當的問題。不可否認的是，在相當多情形之下，犯罪行為人的侵害烈度與被侵害人的反抗程度相關，其在選定被侵害對象時，往往已經事先對侵害對象的反抗做出估量。也正因如此，不法侵害的行為人，總是要在經“犯意”和肢體動作表達而顯露出的“氣勢”上壓倒被侵害人，顯然，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被侵害人的反抗行為“正當”而非“過當”地對等侵害人的行為，則幾乎可以肯定會引來毫無“正當”與“過當”負擔的侵害行為實施者的侵害行為升級，由此產生更嚴重的侵害后果。
設身處地地設想，如果對等而非“過當”地對不法侵害實施防衛行為，那么侵害行為就不會被制止，防衛行為只會成為侵害行為升級的直接動因;如果要制止不法侵害行為，防衛權優先所具有的風險，必須由主動實施不法侵害的行為人來承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