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有媒體報道說，一名北京大學的博士后自1999年出國后，與家中不再聯系。媒體描述稱，這名博士后的77歲的母親因嚴重腎病已經臥床幾個星期，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希望能見到20年無音信的小兒子一面。這個報道讀來真是讓人唏噓不已。
報道所描寫的這名博士后的家庭窘況，其實并不罕見。在中國，若論家庭的困窘，從這名博士后家庭所在的常州新北區(qū)來看，其窘境可能還算不上最困頓者。當然，貧困家庭帶給家庭成員的，不僅是生存的艱難，更有精神上的重壓。尤其是進入了向上社會流動通道的人，在從外表和行為舉止就可分別出社會階層并據此有了參照之后，如果沒有適當的解釋和釋放，這種精神的重壓不僅不會減輕，而且還會舊壓上面復加新壓，讓那些源自社會低層的人在向上社會流動的過程中步履蹣跚，以致不堪重負，甚至中止流動。
教育制度及其一整套機制，就社會意義而言，不僅是為了教授知識、傳授技能和傳遞價值，更是為社會注入活力，防止社會階層板結，保持社會正向發(fā)展的制度保障。進入現代社會，教育制度從形式上為社會成員設立了一個起跑線，在經濟發(fā)展的不同階段，托舉那些向上社會流動意愿最強烈并為此付出相應努力的人，并且為起點——家庭出身和社會階層不同的人提供“制式化”——義務教育、高等教育——墊腳石，至少在制度設計和理論上為來自不同階層的人提供了不限高的社會流動通道。
但是，教育制度通過托舉個人所實現的社會流動，其結果也絕非僅限于個人。通過家庭宗族的紐帶，通過血緣親情的關系，教育制度所產生的個人向上社會流動，常常帶來整個家庭甚或整個宗族的向上社會流動，由此將“點”的效應擴展至“面”，在更大范圍內實現社會階層的流動，防止社會階層的固化和板結。正是這個效應及其預期，才使得無數貧困家庭篤信且堅守著“再窮不能窮教育”的理念，竭盡全力、累死累活乃至傾家蕩產也要把家庭中的仍有資格進入教育體系的成員，推送至向上社會流動的起跑線。
在中國，宗族關系、家庭關系相對緊密，孝悌觀念強韌，其正面社會作用就在于一個人的向上社會流動，在客觀上部分地起到了松動社會階層的作用。這個結果、以及由這個結果建立起來的社會心理預期，又反過來激勵不同階層的家庭將家庭資源集中于后代的教育，希冀由此實現不斷的向上社會流動。而這其中將個人、家庭、教育和流動連接起來的關鍵點，就在于維系家庭關系的孝悌觀念。沒有了孝悌的約束，一個人的社會流動就只有個體意義，其所可建的社會心理預期就不會激勵家庭將全部資源集中用于個人教育，教育制度所產生的社會效益就會大打折扣。
在現時中國，尤其是對那些后發(fā)地區(qū)的家庭來說，建立起通過教育進行向上社會流動，通過孝悌約束反哺家庭，由此促使整個家庭脫離窘境的心理預期，是實現教育制度功能的最好辦法，也是成本最小的辦法。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動力最足、成本最小、浪費最少、效率最高而且再精準不過的扶貧辦法。當然，這其中一切的一切，如果沒有了孝悌的聯結及其約束，就都成了空談。
無論上述北大博士后失聯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其行為所示都不止于其喪失孝道。在最終結果出現之前，衷心希望這個博士后能夠良心發(fā)現，讓父母遂愿，讓家庭得慰，讓親情延續(xù)，讓社會價值復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