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岳進(長安大學文學藝術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
王昌齡的七言絕句《出塞行》(其一)，被世人奉為名詩絕句，粗通唐詩者皆可背誦。若細考現存唐、宋、元三代唐詩選本，卻發現除唐《才調集》和宋刊本王安石《唐百家詩選》外，其他選家都未收錄此詩。雖然王昌齡在當時就以七絕聞名于世，但此詩長期以來未受青睞。真正使此詩廣受贊譽、奉為七絕第一的是明代的詩論家和選家。
以博學才高著稱的楊慎著有《升庵詩話》一書，認為“此詩可入神品”，神品是詩歌品鑒的最高等級，這是前所未有的高度贊譽，由此開啟明代詩家對此詩的熱烈關注。“前七子”之首李攀龍編選《古今詩刪》錄之，并標舉為唐人七絕的第一。
針對楊慎、李攀龍之說，詩家議論紛紜。敖英《唐詩絕句類選》云：“‘秦時明月’一首，用修、于鱗謂為第一。愚謂王之渙《涼州詞》神骨聲調當為伯仲，青蓮‘洞庭西望’氣概相敵。”從神骨、聲調的角度，推舉王之渙《涼州詞》和李白《與賈舍人泛洞庭》為七絕最高典范。
王世懋《藝圃擷余》也說：“于鱗選唐七言絕句，取王龍標‘秦時明月漢時關’為第一，以語人，多不服。于鱗意止擊節‘秦時明月’四字耳。必欲壓卷，還當于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渙‘黃河遠上’二詩求之。”將遴選的范圍限定在王翰、王之渙的《涼州詞》。
時人紛紛提出王翰、王之渙等與王昌齡競爭第一，實與明代中期以來詩壇倡導盛唐格調的主流思潮相為表里。如胡應麟《詩藪》云：“盛唐絕句，興象玲瓏，句意深婉，無工可見，無跡可尋。中唐遽減風神，晚唐大露筋骨，可并論乎!”
眾多盛唐七絕中，王昌齡的“秦時明月”正是以“興象玲瓏，句意深婉”脫穎而出。王世貞《藝苑卮言》論曰：“李于鱗言唐人絕句當以‘秦時明月漢時關’壓卷，余始不信，以少伯集中有極工妙者。既而思之，若落意解，當別有所取。若以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間求之，不免此詩第一耳。”王世貞開始亦不信服，體悟到“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的妙處后，方才認同李攀龍的選擇。詩人感嘆征人離鄉萬里不得回還之苦，并通過古今對比側面婉諷將軍無能，自然是明白可解的。所謂“不可解”，正在首句“秦時明月漢時關”。楊慎《升庵詩話》云：“‘秦時明月’四字，橫空盤硬語也，人所難解。李中溪侍御嘗問余，余曰：楊子云賦‘欃槍為闉，明月為堠’，此詩借用其字，而用意深矣。蓋言秦時雖遠征，而未設關，但在明月之地，猶有行役不逾時之意。漢則設關而戍守之，征人無有還期矣，所賴飛將御邊而已，雖然，亦異乎守在四夷之世矣。”李元陽是明代“理學巨儒”，精擅詩文，對“秦時明月”一句亦十分費解。楊慎雖知此句“用意深”，卻無法說清其中的奧妙，將秦時明月、漢時關分別從字面意思加以解釋，穿鑿附會，難以服人。李攀龍擊節贊賞的便是“秦時明月”四字，但未能說清緣由，反對者因此不服。
晚明竟陵派領袖鐘惺評選《唐詩歸》，強烈質疑李攀龍關于七絕第一的評議，“詩但求其佳，不必問某首第一也。昔人問《三百篇》何句最佳?及《十九首》何句最佳?蓋亦興到之言，其稱某句佳者，各就其意志所感，非以盡全詩也。李于鱗乃于此為唐七絕壓卷，固矣哉!無論其品第當否何如?”另一方面，又強調“龍標七言絕，妙在全不說出。讀未畢，而言外目前，可思可見矣，然終亦說不出。”所謂“說不出”“可思可見”，即指意旨豐富、含蓄蘊藉，與王世貞所言“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可謂異曲同工。
直到萬歷時期唐汝詢評解《唐詩解》，首次揭示“秦時明月漢時關”的妙處在于秦與漢、明月與邊關交互為文，并非無解、不可解之語。解云：“以月屬秦，以關屬漢者，非月始于秦，關起于漢也。意謂月之臨關，秦漢一轍，征人之出，俱無還期，故交互其文，而為可解不可解之語。讀者以意逆志，自當了然，非唐詩終無解也。”七絕含蓄渾成、風旨深永的詩體特點，亦藉此詩彰顯出來。
明人關于“秦時明月”的爭議深刻影響清人的唐詩評選。沈德潛《說詩晬語》云：“‘秦時明月’一章，前人推獎之而未言其妙，……防邊筑城，起于秦漢，明月屬秦，關屬漢，詩中互文。”他認同李攀龍的推獎，又吸納唐汝詢互文之說，言其妙處。王漁洋則云：“必求壓卷，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絕句亦無出四章之右者矣。愚謂李益之“回樂峰前”、劉禹錫之“山圍故國”、杜牧之“煙籠寒水”、鄭谷之“揚子江頭”，氣象雖殊，亦堪接武。”沈德潛簡單梳理關于七絕第一的爭議，既肯定李、王等推尊的盛唐七絕，又補充中、晚唐七絕佳作，呈現出一種海納百川、兼容并蓄的詩學批評態度，這也是中國詩學發展到集大成時期的特點。
關于“秦時明月漢時關”的爭議，始終圍繞著七絕第一的話題，最后是否第一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詩話和選本的論爭中，破除此詩“不可解”的疑惑，由無解而可解，真正讀懂了這首唐詩。在這個過程中，無論發現者、詮釋者，還是參與討論者，都功不可沒。由此亦可見，對于唐詩的理解和接受是一個持續、變化的過程。前人留下的文學經典，仍然在等待有心之人去發掘其中的奧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