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擾亂了人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也給民眾個體心理和社會心態帶來深刻影響。社會心態是社會的“晴雨表”和“風向標”，社會治理效能的提升離不開對社會心態的理解和把握。青年是推動時代發展進步的先鋒力量，在一定意義上，科學認識青年群體的社會心態，就把握住了社會心態變動部分的關鍵。疫情期間，本版組織幾位學習、研究社會心理學的青年學者、學生，以青年群體社會心態為切入點，從社會現象、調查數據以及各自研究領域出發，圍繞青年群體社會心態的時代變遷與培育路徑，結合青年在疫情中的行為與表現，通過網絡開展對話，并邀請兩位資深研究者進行點評，希望有助于理解新時代的青年，理解社會現象與社會心態之間的內在聯系，并對引導社會心態朝著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方向發展提供智識支持。
與談人
呂小康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
韋慶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譚旭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主持人
劉穎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1、青年群體社會心態整體上處于高獲得感狀態
主持人：我是一名社會心理學系的“90后”在讀博士生，平時就很關注年輕人的群體心態問題。我發現，年輕人的心態是活躍而多元的，比較難把握它的總體特征。我特別想了解，幾位老師有沒有關注當下青年群體的社會心態?“80后”“90后”乃至“00后”社會心態的“基本面”是怎樣的?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青年群體的社會心態呈現出怎樣的特征?
譚旭運：判斷一個群體社會心態的“基本面”，其基本標準是相關群體認為自身的“需求是否得到滿足”，而與人類需求滿足狀況密切相關的重要評價指標就是“獲得感”。我所在的團隊于2018年和2019年連續進行了目前國內最大規模的中國人獲得感基本情況專題調查，我想以此為基礎來回答這一問題。首先可以很有信心地告訴大家，在調查中我們發現，青年群體的獲得感狀況是很樂觀的。尤其是“90后”和“00后”，在獲得內容、獲得環境、獲得途徑、獲得體驗以及共享性獲得等不同層面的得分都高于其他年齡段。不僅如此，2019年新增的“美好生活需要”調查結果顯示，青年人在不同層面的美好生活體驗和需要評價上的得分也比較高。可以說，當代中國青年整體上處于一個高獲得感的狀態。
當然也需要承認，青年人確實面臨就業難、壓力大、競爭強等問題。我們的調查發現，青年人在收入、文化生活、生活環境等方面的獲得感評分相對低。這不僅反映了當代青年人物質需求方面的壓力，也表明其對成就性需求和社會性需求的高要求，體現出社會高速發展過程中需要進一步進行社會心態調適的某些方面。同時，這些現象也是青年群體對未來生活狀況的高期待、高預期的典型反映。這里的“預期”主要是指人們根據以往社會經驗和自身愿望，自覺或不自覺地對個人未來生活、社會將來發展作出的一種主觀判斷。在多項調查中我們都發現，青年群體對各種需求的未來預期均明顯高于當前水平，心態也比較樂觀。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不少青年人積極參與的心態值得褒揚。例如，在我們目前正持續進行的疫情社會心態調查中，對比間隔4天(1月25日和29日)的兩輪數據可以發現，青年人對疫情更加關注和重視，對疫情的判斷更為理性，樂觀、平靜情緒明顯上升，恐慌情緒下降，并且積極響應戴口罩、少出門、少聚集等號召，對政府部門、醫護人員等各方面戰勝疫情的信心顯著提升。
呂小康：這里我想補充一點。人們如何認識社會心態，本身就是社會心態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堅持用辯證的觀點看待社會事實的同時，還應當積極地看待當下社會心態中存在的問題并思考應對之道，這是我們在進行社會心態研究、治理與培育時應當時刻秉持的基本立場。
主持人：看來青年群體社會心態總體上是積極的，而且對社會心態的認識也應采取“積極心理學”而不是“消極心理學”的視角。在疫情期間，不少青年雖“宅”在家中，心態卻積極樂觀，例如，有的青年大學生在網上自發組織開設心理援助熱線，幫助素不相識的人。但同時我發現，身邊很多朋友說自己是“佛系青年”，看起來像是缺少宏大理想的激勵和融入社會的動力，該如何理解這些現象?
韋慶旺：我認為，如何在尊重個體獨特性和意見表達權的同時，繼續保持和發揚中國人特有的重家庭、重集體、重國家的親社會心態，是未來進行青年群體社會心態培育應當充分正視和解決的一大問題。我們可以看到，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是令人心痛的危機和災難，作為巨大的外部環境因素，它激發了潛藏在青年心底的家國情懷，有的青年醫生在準備歸家結婚的途中毅然返回崗位，有的地方自發組織“青年突擊隊”協助基層防疫工作。如果將此次疫情看作中國社會轉型和改革關鍵時期面臨的一次重大挑戰，那么疫情期間青年所表現出的積極社會心態，則孕育著一種推動未來轉型和改革成功的珍貴心理資源，值得研究和總結。
呂小康：在我看來，青年人所謂的“佛系”，更像是一種自我保護的心理機制，是自我意識覺醒與擴張的體現，在一定意義上有助于青年人暫時抽身于大眾化的看法并對之進行反思，從而獲得更為廣闊與獨立的自我空間，但這并不必然意味著青年人成為失去人生意義感和價值感的“空心人”，也不意味著青年人必然失去對宏大歷史使命的投入感與追隨力。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在討論“佛系”等現象時，也曾提出：“還原到生活場景，一方面，這可以是不爭不搶、不鉆營不吹捧的隨性、豁達;另一方面，這也可能是面對競爭、面對壓力時候的怠惰、消極。好與不好，存乎一心。”可見，簡單地把“佛系”認定為一種問題心態，本身可能就反映出一種以偏概全的不良心態，是不可取的。
譚旭運：當代青年群體的心態呈現多元化特征，“佛系”等具有一定代表性。但“看起來是”的理解有可能恰恰是片面認識甚至導致污名化。一方面，在經濟社會高速發展背景下，大部分青年人在工作生活中存在或多或少的焦慮和困惑，“佛系”可以視為青年人應對焦慮的一種自我調節，本質上更像是一種高壓下的自我精神保護，在這一點上，我與呂老師的觀點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我認為與其說“佛系青年”是無所事事、沒追求，不如說是對社會浮躁一面的主動反擊，是一種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積極人生態度。以就業為例，游學、旅游創業考察等“慢就業”“間隔年”現象，就是青年群體結合個人實際，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后深思熟慮的選擇，是一種更理性成熟的就業觀。
主持人：有人說，在和手機朝夕相處的日子里，我們的生活被割裂成完全不同的幾個部分。以智能手機及相關應用程序為代表的網絡信息技術，從哪些層面影響了當代青年群體的社會心態?
韋慶旺：從影響青年群體社會心態的角度講，網絡對生活的日益滲透可能造成兩個結果：一是增加孤獨感。心理學研究比較一致的結論是親密的人際關系對心理健康至關重要，而社交軟件對親密人際關系的培養終究是欠缺的;另一個結果是導致年輕人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思考，乃至被淹沒在群體極端化的情緒中。在我看來，年輕人與網絡時代較好的相處方式，必須建立在獨立思考和身心健康的基礎上，利用互聯網豐富自己，傳播正能量和有深度的內容。例如，王珮瑜通過抖音等吸引青年關注京劇，然后再影響其線下走進京劇劇場，深入了解京劇;還有李子柒，她在網上制作發布美食短視頻，傳播中國人傳統而本真的生活方式，并引起很多外國人對中國文化的興趣。
譚旭運：當今時代社會生活的開放性以及行動場景的多樣性，促成了青年人在構建自我認同和日常活動時，生活方式選擇的多元化。微信朋友圈、微博、抖音等各類應用程序已經深入青年群體生活之中，逐步成為滿足其多樣化需求的載體。在這類應用程序搭建的話語空間里，個體能夠較為任意地表達自我情感與情緒，而朋友的點贊、評論等回應，則會滿足個體被關注、宣泄壓力、尋求精神安慰或社會認同感的欲望。由于這些程序的功能差異化特征非常明顯，使得青年人能夠將自己的多樣化訴求進行區隔化、類別化管理，才會在不同平臺上顯現出“分裂人格”。與此同時，互聯網環境豐富多樣，提供的信息五花八門，而且碎片化程度很高，對青年群體的心態形成和價值觀塑造比傳統環境要復雜得多，甚至促成了不同于現實社會的網絡社會心態。對于這種影響的機制和后效，都是值得重點研究的。
呂小康：網絡和信息技術對世道人心的沖擊確實是直觀可感又難以完全預測的。網絡表達的豐富性、及時性和匿名性，為個體多重自我的發展提供了充分的自由空間。這就使得我們在分析時很難對同一個體或群體貼上簡單化的標簽，而要像勇于承認人性自身的多元存在一樣，承認社會心態的多元存在。技術對人心的改造會形成什么樣的長期影響，還需要更長時間的觀察判斷和證據積累，當然這也會在客觀上加深對某一群體社會心態的整體趨勢作出綜合把握的難度。
2、心態治理是社會治理的重要維度，良好心態秩序為社會有序發展提供心理支持
主持人：有些人可能認為“心態問題只是一個次要問題”，是“軟問題而不是硬問題”。社會心態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對于改進現實有什么意義呢?具體可從哪些方面著手?具體到這次新冠肺炎疫情，能夠為我們推進心態治理提供哪些啟發?
呂小康：社會學家費孝通晚年曾提出，社會研究要注重從“生態秩序”到“心態秩序”的轉變，因為世界經濟的一體化已使得當代社會在生態方面進入共同網絡，但在心態方面還沒有形成共識，兩者不協調是當今社會的一個問題。其實，對社會心態的重視，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必然要關注的問題。從國內治理層面看，為數不少的社會沖突其實并沒有直接或明確的利益訴求或權利訴求，而是一種表達性暴力或“泄恨性暴力”。例如網絡中的諸多“罵戰”與造謠事件，卷入者往往不辨是非、不重事實、只重情緒，這都會造成社會共同體的共識斷裂和價值扭曲。從國際治理層面看，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大威脅之一，就是不同形式的言語霸權、價值霸權和意識形態霸權，某些西方國家力圖輸出的“顏色革命”，就始于社會心態層面的滲透，而青少年群體正是他們著力引誘與捕獲的重點群體。在此意義上，不重視社會心態建設，就會埋下危機。總之，心態治理問題既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議題，絕不是可有可無的小問題、軟問題。
韋慶旺：我個人認為，社會心態的概念很重要，雖然國外早有心態史學等相關概念，但“社會心態”是中國學者原創學術概念，在實證方面也積累了很多數據和成果，對輿情監測和短期社會心態引導具有重要參考意義。但與此同時，我們的社會心態研究還不成熟，在理論建構方面還有很大空間。只有在理論上形成重大突破，才能在更宏觀的社會心態培育和國民心態塑造上起更大作用。例如，文化社會心理學較一致地認為，西方重個人主義，中國重集體主義。決定一個人行為的原因，在西方更多是個人態度，在我國可能更多是外部環境和社會規范，這個外部環境和社會規范最終會集中反映到一定時期的社會心態上來。因此，社會心態在我國首先是一種群體心理，而不是個體心理，也不是個體心理的簡單集合或求和平均。社會心態研究如果能將這些元理論問題進行更清晰地建構和闡述，對建立中國本土社會心理學乃至對建構社會科學的中國學派都有重要意義。在這次疫情防控中，青年群體集體效能感的發揮有目共睹。集體效能感不同于個體效能感，前期需要較多的動員和組織，在形成極強的群體氛圍后才能發揮最大效用。對集體如何發揮效能感和個體參與集體效能的社會心態進行深入研究，有利于為發揮制度優勢提供柔性心理支持，對推動社會治理具有重要意義。
譚旭運：我國社會心態研究已有30多年的歷史，研究者們始終以社會轉型下人們的心態特點和變化為核心研究內容，力圖解讀一個時期社會心理特點的全貌和不同時期社會心理的特點和變化。這些研究成果對于促進轉型時期民眾美好生活體驗和需求的滿足，提升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伴隨著經濟全球化不斷推進、互聯網和新媒體快速發展，處于社會價值觀形成關鍵期的青年人更有活力，獨特性、自主性需求強烈，重視社會平等，富有創造力;與此同時，也在家庭生活、事業發展以及社會互動等方面面臨著諸多壓力和困惑，呈現出明顯的高流動、多樣化、多元化的群體特征。針對青年群體社會價值觀、社會需求、社會情緒以及公平感、信任感等社會心態的研究，有助于引導青年人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培育其積極樂觀的社會心態，進而促進美好生活需求的不斷滿足和幸福感的提升。在當前抗擊疫情中一些青年的行為和表現，以及正在持續進行的疫情社會心態調查，為我們進一步了解不同年齡段群體社會心態特征提供了豐富素材和數據，是我們開展群體社會心態研究，進而推進心態治理的寶貴資源。
3、創新青年群體積極社會心態培育方式，構建助力民族復興的強有力社會心理機制
主持人：我完全認同培育積極社會心態的重要性。只是有時一提到“心態建設”，就容易讓人們聯想到“灌雞湯”“打雞血”，這與青年人日益提升的自我意識似乎存在一定的矛盾之處，容易產生抵觸心理。如何打破套路化的建設方式，從而更切實有效地培育青年人的積極心態?
呂小康：社會心理學有個名詞叫“逆火效應”，是指當某個被更正的錯誤信息與個體原有看法相違背，糾正過程反而會強化人們對錯誤信念的信任與堅持。應當承認，目前社會心態建設中可能確實存在工作方法不夠先進，未能入耳入腦入心的問題，但不能就此否認社會心態建設的重要性，而應提升戰術層面的靈活性和適用性。社會心態建設不是簡單的精神激勵或心理干預，而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僅從個體層面著手是不夠的，還需要從社區、機構、文化等多個層面入手。此次疫情防控中，盡管政府、疾控中心、專業醫學自媒體等已進行了大規模辟謠，但仍有一些民眾篤信各種流言。若只是簡單埋怨他們“聽不進勸”，不僅無助于科學思維和健康習慣的養成，還可能會形成逆反心理。如果我們將工作重心放在網絡流言治理機制建設、健康傳播方式改進、公民健康素養提升等治本的方面，雖然可能見效慢，卻會更容易接受且能產生長期效果。類似地，其他方面的社會心態若也能通過體制機制自身層面的改革、文化系統與時俱進的吐故納新，也一定能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引領社會心態的良性發展。當然，這都需要時間與耐心，應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也需要在既定戰略目標的指引下不斷創新“戰術”和“打法”。
譚旭運：社會心態內涵豐富，包含社會認知、社會需要、社會情緒、社會價值觀和社會行為傾向等多個維度，因此，以積極社會心態培育為基礎的社會心理建設也必然是多路徑的系統性工程。一方面，絕不能將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刻板理解為是對個體心理問題的簡單干預，要明確社會心理服務不是治病救人，而是要引導人們形成正確社會價值觀和積極社會情緒，明確社會心理服務的對象是全體大眾，而不是“心理有問題”的特定人群。另一方面，針對不同群體的社會心理服務要因地制宜、因人而異。獨立性、自主性是青年群體非常積極的心態特征，社會心態的引導和培育需要尊重這一特征，結合其具體需求，不斷促成多樣化需求的滿足。
韋慶旺：抵觸心理的產生，源于有些社會心態建設工作無意中將心態建設與青年的自我意識、個性發展“對立”起來。例如，心態建設如果有過多說教成分，就可能與青年喜歡在平等獨立基礎上有更多參與感構成潛在沖突，產生逆反心理。實際上，當前青年獨立性和自主性普遍增強，這與塑造良好社會心態并不矛盾。例如，只要青年認可和擁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只要其自我價值的實現與他人、社會和國家的利益相一致，就應當積極認可他們。青年人在自我價值得到認可之后，更容易放下抵觸情緒，將自我概念不斷向他人、社會和國家層面擴充。此外，我們應當在心態建設中找到能夠吸引青年的溝通方式。比如，多種元素混搭和跨界是青年人很喜歡的方式，可以將宏大的積極心態培育在宣傳形式上進行混搭和跨界包裝，如與短視頻、嘻哈、cosplay等形式相結合。例如，最近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蔓延，疫情防控的一個重點是尊重科學，養成出門戴口罩和每天勤洗手的好習慣，這方面青年就做得比較好。有青年網友將一些影視劇中青年與父母對話的情節進行混剪和配音改編，勸父母戴口罩，這既反映了青年人的現代價值觀念，又體現了青年人喜歡的新穎溝通方式。
主持人：我注意到有國內學者提出“從心而治”的社會心理學思路，把社會心理服務體系與社會心態的治理相關聯，不知幾位老師對此有何具體建議?
韋慶旺：“從心而治”強調在社會治理、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社會心態培育等不同層次、不同方面的每一環節吸收心理學視角、遵循心理學規律、集聚心理學人才。根據青年群體社會心態的特點，圍繞青年群體的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我認為可以加強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青年社區建設，并融入生命教育和人文關懷。例如，隨著互聯網成為人們生活的主要場域，可能會出現社會互動抽象化、社會交往符號化、社會活動“點贊化”、社會學習碎片化、社會娛樂虛幻化等現象，導致青年群體孤獨感加重、意義感缺失等問題。我們不可能讓青年人拋棄互聯網，但也需要把青年人拉回到自然的、現實的空間里，增強彼此之間真實的和扎實的社會交往，促進青年人對自然、生命、社區、社會、國家、角色、責任的真實感觸和體驗，以此來對沖和平衡青年人所喜歡的互聯網生活。然后，利用互聯網對青年的吸引力，建設線上和線下相結合的青年社區，形成線上線上相互整合、相互哺育的互動模式，讓網絡空間的“虛擬整合”功能與現實空間的心態秩序建設相整合，從而達到“從心而治”的良好愿景。
譚旭運：針對青年群體社會心態的多元化多層次特征，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過程中，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創新社會治理手段，實現各方通力合作，全方位多角度多渠道地培育青年群體積極社會心態。例如，創造公正公平的社會環境，暢通與保障青年安居樂業求知求發展的社會渠道，促成其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斷滿足;增進青年群體的理解互信，營造理性積極的情緒氛圍;發揮青年人自主性和主動性，提升其在社會發展建設中的參與感;加強青年群體理想信念教育，注重青年群體的人文關懷和心理成長，積極引導青年群體的合理社會預期。
呂小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是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絕大多數社會心態問題的產生，既不源自心理疾病，也不是只存在于心理病人，而是心理正常的普通人由于各種社會因素刺激而產生的暫時性不良心態。例如，在當下疫情中就產生了各類不良社會心態，但并不是說具有此類心態的人都成了心理疾病患者，都需要心理咨詢和干預。事實上，此類問題的解決，應當綜合運用社會的、制度的、文化的干預方式，達到最優干預效果。像利用疫情中的公眾恐慌進行圍觀炒作、囤積居奇的心態及相關行為，應通過法治途徑進行精準打擊而實現心態層面的正本清源;對許多青年醫務工作者主動請纓上前線的熱血心態，則需要通過媒體進行全方位大力弘揚。這些都是全面的社會心態建設可采用的法治和政策工具。總之，青年群體的心態建設，除了要保證其心理健康這一微觀目標之外，還應當特別注意如何激發年輕人的文化認同、文化自信等宏觀目標，從而為中國夢的實現凝心聚力、提神打氣，匯成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有力的社會心理機制。
主持人：各位老師的傳道解惑，讓我們更全面深入了解了當下中國青年群體社會心態，也為青年人培育健康個體心態提供了有益啟發。非常感謝各位!
專家點評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心理學研究室主任、研究員王俊秀：社會心態研究的興起源于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全社會的心理變化——在過去的40多年間，中國的發展不僅表現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也表現在社會心態上。但過去我們對社會心態的研究更多關注社會中共性的心態，對社會的亞群體、不同空間中的群體心態研究還不夠。因此，像今天這樣青年群體社會心態的討論非常有意義，而由青年學者討論青年群體社會心態則更貼近真實。在一定意義上，社會心態最核心的構成是青年群體社會心態，特別是社會心態中變動部分的核心。一是因為青年群體最活躍、最有活力、最不安于現狀、最愿意接受新事物，他們是推動時代前進的主力;二是因為青年群體涉及的社會問題最多，他們在學習成長、就業、家庭等方面遇到的問題最多，是最應該得到關注的群體之一。關注青年群體社會心態，不只要看到他們積極的一面，更要關注他們成長中遇到的問題，除了個體成長的心理困擾外，要更多關注青年群體成長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由于社會環境問題產生的共同的心態，進而消除那些不利于青年成長的環境因素，達到心理建設的目的。近年來，社會心態治理被提升到社會治理的高度，這無疑是必要的。所謂的“從心而治”不應該被理解為“治心”，而應該是“關心”，通過全社會共同參與社會治理實現“安心”，從而達到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的目標。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中國社會心理學會會長汪新建：社會心態隱藏著中國社會變遷的豐富信息，蘊藏著解讀中國人心理世界的鑰匙，也暗藏著中國社會獨有的治理之道。古人云：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社會心態正如這載舟覆舟之水，對社會事實和社會存在有著“推波助瀾”的作用：摸不著青年人的心態脈搏，就無法看清青年人的心之所想、行之所往，就會喪失主流文化對青年群體的感召力、影響力。而如何對社會心態這種帶有主觀特征的社會心理現象加以客觀全面的判斷，并通過培育積極社會心態助推社會治理水平的提升，正是我們進行社會心態研究的最根本出發點。幾位青年學者與學生之間的談話，讓我切實感到當下中國年輕一代社會心理學研究者對中國社會、中國現實和中國人心靈的深度關切與全面思考，以及理論聯系實際的歷史使命感。提問切中時弊，回答亦見真章;對話既有數據佐證，也有理論反思。這很好體現了青年學者過硬的實證訓練與理論素養。希望這些相關研究，能夠不止于觀察與反思，而能轉變為實踐與行動。一如科學工作者要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把研究成果應用到戰勝疫情中;社會心態的研究與培育，也理當如此。我們要使學術思考真正融入社會建設，讓社會心態這如歌的行板譜寫出民族復興的樂章。我深信，這將是中國社會心理學真正走向大眾、走向社會、走向未來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