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當前，舉國上下已開啟“共同抗疫”模式。戰“疫”期間，快遞外賣等生活服務行業的部分停擺，讓民眾生活大受影響。如今國家層面已明確支持快遞等行業有序復工，可有些地方“一刀切”的阻礙性做法，讓快遞業復工在所在地遭遇了梗阻。
2月9日，浙江發布了《浙江省疫情防控責任令(第2號)》，提到“當前部分地區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過程中出現無理由擅自升級管控措施，甚至采用層層加碼的簡單化管理手段，必須切實加以制止。”要求不得隨意對銷售蔬菜、水果、肉蛋奶等居民生活必需品的連鎖門店、便利店等經營網點一關了之;不得隨意限制快遞、外賣等。
在抗疫需要“保供”作支撐的語境中，這些要求無疑與民眾期許同向而行。跟有些地市明確對快遞外賣行業各種設限，或將快遞外賣排斥在優先保障復工的國計民生類行業之外相比，浙江的做法不乏參考價值。
都知道，疫情防控需要減少人員流動頻度與接觸密度，在確保“能不出門就不出門”問題上，廣大民眾也都積極配合。小區封閉式管理、推行居民出入證制度、限制家庭每天購買生活物資的次數，也都是為了讓人們少出門。而將生活狀態調到“家里蹲”制式，減少出門頻次后，許多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對快遞外賣的依賴程度更高。
換句話說，快遞外賣等行業的運行亦是保供抗疫的末端支撐。也只有這些行業“動”起來，才能讓人們更安心地在家里“今天一動不動，明天紋絲不動，后天巋然不動”，用“宅”為抗疫做貢獻。
但受疫情防控與春節返鄉潮的雙重影響，前些天很多快遞企業只能摁下暫停鍵。一邊是民眾對快遞服務的需求猛增，一邊是快遞業“產能”銳減，供需短時失衡也成了“保供”的現實掣肘。
抗疫面前，醫療物資配給很關鍵，民眾生活物資供應也不可或缺。鑒于此，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快遞企業的“效能恢復”，已是特殊時期“保民生”的內在要求。
2月7日，國家郵政局召開專題電話會議指出，將分階段確定快遞企業恢復生產目標，積極推進網購快遞的生產恢復;還提到全行業要著力做到“四個確保”“三個優先”和“一個梯度推進”。其中就多次提到，要滿足群眾需要、保障用戶需求。
揆諸眼下，人們對快遞業盡早復工的需求很旺盛。2月10日是快遞行業全面復工第一天，不少人感慨“終于等到你”，足見寄遞渠道被短期抑制給民眾基本生活帶來的影響之深，以及民眾對快遞業漸次回復正常運行的熱切期盼。
民有所呼，政當有所應。隨著快遞業態對民眾生活物資層面的“保供”重要性愈發凸顯，解除對快遞業非必要的“封條”，避免過度防控之下的人為設置障礙給“保供抗疫”添堵，也勢在必行。
事實上，快遞降低了人們自行采購帶來的人群聚集風險。就算配送員自身的流動性會被視作風險因子，他們的出入可能給基層防疫帶來不確定因素，其風險也是可控的，會讓重點防控環節更為集中。而快遞企業嚴格做好從業者健康監測與臺賬式管理，為配送員配備防護物品，強制要求作業時必須戴口罩，并加強運輸工具與郵件快件消毒通風，能讓這些風險大為降低。而在快遞業已能實現不接觸配送、智能柜寄遞等的情況下，隔離病毒也無需再隔離快遞員。
因而從防疫角度講，快遞配送員上線不是“問題”，不讓快遞業復工才是“問題”。解決問題的關鍵，還在于拿捏好疫情防控與民生保障的平衡。
在這方面，浙江采取的多項措施可資借鑒，如建立健全生活保供類電商及快遞企業省、市、縣三級困難問題協調解決機制，在省級層面出具“民生保供企業資質證明”;在政策扶持、交通運輸、倉配周轉、衛生防疫、員工復工等方面對生活保供類電商及快遞企業給予重點支持和保障;鼓勵企業組織“一社區固定一快遞員”的專門隊伍，采取不接觸投放、智能柜投放等方式送件;各地核發相關通行證件并積極提供防護裝備保障;在做好防疫管控基礎上不一刀切進行駕駛人員隔離……這些本質上就是用公共服務做“加法”，換取民生便利度與防疫效果上的“乘法”。
說到底，對快遞業復工保障而非設障，才能更好地“保供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