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定難取證難等原因導致網絡賭球屢禁不止
專家建議出臺指導性案例明確法律適用標準
最近一段時間,喝酒擼串看世界杯,成了在北京一家國企上班的陸博(化名)每天晚上的“規定動作”。看比賽哪能不猜結局,他通過朋友在一家App上投注競猜。
陸博也知道這是違規,因為“國家規定只能從實體投注站購買彩票”,但他就是想看球時“找個樂子”。
接受采訪的專家提醒說,在世界杯期間,不少人通過網絡購買足球彩票,可以看成是一種大眾娛樂方式,但這可能導致一些嚴重后果——例如有的人從此迷上了網絡賭球,直至陷入網絡賭博的深淵,因此,“在世界杯期間嚴打各類網絡賭球活動是非常必要的”。
普通玩家在法律上屬參賭人員
因為陸博“押錯了寶”,100元,動動手指就沒有了。
北京時間6月23日晚上8點,世界杯小組賽G組,由歐洲“紅魔”比利時隊迎戰非洲勁旅突尼斯隊。
陸博提前通過微信支付給朋友轉過去100元,讓朋友幫著在一家App上購買彩票,押寶比利時隊vs突尼斯隊0比1。
在陸博看來,比利時隊實力更強一些,但突尼斯隊也不是弱手,“萬一爆了個冷門呢”。
但當晚比賽結束,比利時隊沒有讓冷門爆出來,以5比2拿下比賽。陸博的100元也沒有了。
讓陸博遺憾的是,次日凌晨德國隊vs瑞典隊,他判斷德國隊會贏,幫他下注的朋友告訴他,投注德國隊贏球的外圍盤的賠率是主勝1.5,也就是投注1萬元,押中傳5000元。最終,德國隊贏了,但他沒讓朋友幫著下注。
陸博告訴《法制日報》記者,當時的比賽非常精彩,一波三折,比賽即將結束,兩隊比分是1比1,就在他覺得德國隊贏不了的時候,讀秒階段,德國隊打進一球,絕殺瑞典隊,“當時我的心臟快跳出來了”。
球迷是如何投注的呢?
陸博說,他朋友先在手機上下載一個App軟件,注冊后就可以投注,投注時可以用微信將資金轉過去,同時將一個銀行卡賬號和名字發給對方,如果競猜成功,第二天開獎時對方會將相應金額匯入銀行卡中。
陸博也知道,購買足球彩票只能去實體投注站。
因為早在2015年,財政部、民政部、國家體育總局就聯合下發通知,禁止了一切互聯網彩票銷售行為,只能從實體投注站購買彩票。2016年4月,財政部、公安部等多部門又發出通知,重申了禁令,要求嚴厲查處網絡公司等單位和個人擅自利用互聯網銷售彩票行為。
據陸博介紹,前兩天App曾短暫關閉,但如今又可以登錄了,只是提高了投注額度,每注兩元,每次投注不低于99注,也就是198元。
對此,首都經貿大學法學院教授王劍波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在世界杯期間,不少人與朋友聚會、吃喝、看球,甚至是通過網絡購買足球彩票,可以看成是一種大眾娛樂,但這可能導致一些嚴重后果,比如被引上歧路,迷上網絡賭球。
因此,在王劍波看來,在世界杯期間嚴打各類網絡賭球活動是非常必要的。
“App線上賭博和線下賭博的本質是一樣的。”在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刑法研究所副所長彭新林看來,兩者只存在發生賭博行為場所的不同,其犯罪構成是一樣的,只是表現形式不一樣。對于普通玩家,在法律上可以稱作是參賭人員。
彭新林對《法制日報》記者說,根據相關司法解釋規定,對帶有少量彩頭的打麻將、玩撲克等娛樂活動,不以賭博行為查處,而僅是將其看作一般賭博行為,可予以治安管理處罰。如參賭人員彼此相熟,且賭博金額不大,應當認定為娛樂行為。但若明知他人實施賭博犯罪活動,而為其提供資金、計算機網絡、通訊、費用結算等直接幫助的,以賭博罪的共犯論處。
網絡賭球近年來日漸蔓延
2002年世界杯,中國隊第一次出現在世界杯的賽場上,球迷為此興奮不已。
與之相伴而生的,是網絡賭球。
例如,2010年6月至7月,世界杯在南非舉行,同年7月,廣東省佛山市公安局通報一起特大網絡賭球案,經初步統計,自2008年2月至2010年3月,該賭博團伙總投注額已超過58.9億元。
警方調查發現,當地人邵某利用境外賭博網站作為平臺,發展網絡賭博團伙。賭博網站采用“代理制”形式運作,設有“管理員”“大股東”“股東”“總代理”“代理”“會員”共6個級別,下級成員在信用額度內任意投注。投注項目以足球等球類運動為主。
在該起案件中,佛山市南海區、順德區、三水區均有人參賭。
據公安部當時的統計數據,南非世界杯開賽至同年7月5日,全國公安機關共打掉網絡賭球團伙600余個,立刑事案件150余起,刑事拘留810余人,查扣、凍結賭資5000余萬元。
為依法懲治網絡賭博犯罪活動,同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網絡賭博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公開印發。
據此,利用互聯網絡、移動通信終端等傳輸賭博視頻、數據,組織賭博活動,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屬于開設賭場行為。其中包括“為賭博網站擔任代理并接受投注的”和“參與賭博網站利潤分成的”兩種情形。
除此之外,“抽頭漁利數額累計達到3萬元以上的”“賭資數額累計達到30萬元以上的”“參與賭博網站利潤分成,違法所得數額在3萬元以上的”“為賭博網站招募下級代理,由下級代理接受投注的”屬于開設賭場情節嚴重的情形。
但這并未遏制網絡賭球的蔓延勢頭。
2014年7月中旬,公安部有關負責人介紹,自當年世界杯在巴西開賽以來,我國各地公安機關集中偵破了一批重大賭球案件,打掉多個賭博團伙,抓獲犯罪嫌疑人108名,涉案金額逾180億元。
例如,同年7月4日,公安部指揮江蘇、廣東、甘肅、遼寧等8省公安機關實施收網行動,摧毀涉及多省區市的特大跨國網絡賭博及賭球團伙,抓獲主要組織者、代理人等犯罪嫌疑人17名,收繳、凍結賭資3000余萬元。
有媒體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輸入關鍵詞“世界杯+網站+賭球”,共檢索出往屆世界杯期間發生的網絡賭博刑事案件相關裁判文書180余份。
在王劍波看來,從2002年世界杯以來,網絡賭球在我國日益蔓延,與互聯網新技術的發展有很大關系。
王劍波分析說,近年來隨著第三方支付技術的日趨成熟,越來越多的不法分子將賭場從“線下”轉移至“線上”,網絡賭場的隱蔽性和結算方式的便利性打破了傳統賭博受到的時間和空間限制,縱容了網絡賭博,也加大了監管和打擊難度。
危害沒有引起社會足夠重視
2018年6月14日,本屆世界杯在俄羅斯開打,我國隨即開始對網絡賭球進行打擊。
海南省決定從6月13日起至8月底,在全省開展打擊整治網絡賭博違法犯罪專項行動,尤其是在世界杯足球賽期間嚴打各類新型網絡賭博。
遼寧省公安機關通報稱,2018世界杯期間,遼寧警方將把利用世界杯賽事進行賭博的違法犯罪行為作為打擊重點。
這次打擊整治從6月14日世界杯開幕至7月15日世界杯結束。警方表示,此次打擊重點是網絡賭球犯罪活動各層級代理、首要分子和骨干成員。
我國刑法第三百零三條規定:“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或者以賭博為業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開設賭場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七十條規定:“以營利為目的,為賭博提供條件的,或者參與賭博賭資較大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處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款。”
既然我國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和相關司法解釋嚴厲打擊賭球,為何網絡賭球仍難以禁絕呢?
在彭新林看來,我國刑法對賭博犯罪進行了規制,而且將網絡賭博也納入了刑事制裁的范圍,但網絡賭博仍屢禁不止,原因之一在于,實踐中,網絡賭博往往和正常的網絡博彩業務沒有清晰的界限,認定網絡賭博有一定的難度。
彭新林認為,第二個原因在于,由于網絡賭博認定的模糊性,導致社會公眾總認為自己的行為是一個娛樂活動,進而認識不到網絡賭博的危害性,不夠重視。
“第三,網絡賭球這種行為,涉及面廣、技術性強,警方調查取證難度比較大,難以及時、有效對網絡賭球進行打擊。”彭新林說。
對于網絡賭球,該如何整治?
對此,彭新林建議,在現行刑法和相關司法解釋框架下,亟需明確網絡賭球案件的法律適用標準,比如可以由相關司法機關發布指導性案例,明確這類案件的法律適用裁判規則,確保法律適用的統一。
“針對網絡賭球,不能僅僅依靠刑事打擊,刑事制裁手段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這是一個社會問題,需要有關各方進行綜合治理,比如網絡服務商、運營商、第三方支付等,都需要進行監督和審查,做到及時發現、及時打擊網絡賭球。”彭新林告訴《法制日報》記者。
王劍波認為,我們在嚴打網絡賭球違法活動的同時,也可以對人們的相關行為進行適當疏導,比如,對足球彩票發行制度進行相應改革以適應社會的發展,使得人們在看球的同時,能夠有相應的放松、宣泄渠道。（記者 陳磊 制圖/高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