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

這是紅黃藍創始人兼CEO史燕來對過去一年的總結。自2017年底“虐童事件”以來，紅黃藍一直在走下坡路。日前公布的2018年年報顯示，紅黃藍凈收入為1.565億美元，較2017年的1.408億美元微增;凈利潤虧損180萬美元，同比下滑494%。

作為一家核心資產為盈利性幼兒園的上市公司，在國內發展受制、國外投資不確定性較高的情況下，紅黃藍的“業績頂”已經出現，虧損180萬美元可能遠不是最差的年報。

國內增長受制

毫無疑問，紅黃藍國內用戶增長的天花板已經非常明顯了。

事情追溯到2018年11月，多起幼兒園虐童事件發生之后，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范發展的若干意見》，其中提到民辦幼兒園一律不準上市。同時，要遏制過度逐利行為，社會資本不得通過兼并收購、受托經營、加盟連鎖、利用可變利益實體、協議控制等方式控制國有資產或集體資產舉辦的幼兒園、非營利性幼兒園。

而后印發一系列的文件，均貫徹了這一思想：大力發展公辦園，加快發展普惠性民辦幼兒園。隨著目前小區配套幼兒園移交限時提速，政策力度遠超市場預期，民辦幼兒園營利性占比及盈利能力將受到抑制。

由于政策風向轉變，大大限制了營利性幼兒園的發展空間。對于紅黃藍100%收入來源于幼教的營利性幼兒園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利空消息。

多鯨資本創始合伙人姚玉飛對媒體表示，在“史上最嚴”學前新政出臺后，將民辦幼兒園資本化之路封死已是不爭的事實。在資本市場，幼兒園經營這塊的發展潛力不大了。

紅黃藍增長潛力受限也在業績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從目前的營業構成來看，直營幼兒園及加盟業務依然是紅黃藍主要的收入來源，但是天花板已經非常明顯，相較于直營幼兒園2014年-2017年平均20%-30%的復合增長率，紅黃藍2018年在園學生人數為23627人，僅增長8.96%。

疲軟的用戶增長直接拖累了業績。截至2018年底，紅黃藍營收同比增長7%，凈利潤同比下降494%;收入成本為1.3億美元，同比增長10%，成本增加的原因是員工薪酬增加、業務擴張等因素。這就意味著，隨著各方面成本增加，如果學生收費按照規定要求變成“普惠”的話，幼兒園的利潤空間將大幅縮窄。

由于看到了公司內部危機，史燕來表示，紅黃藍采取了多種方式擴大產品和服務范圍，以便能夠提供更全面的早期兒童教育服務，以便實現多元化長期增長。

新加坡市場運營難度大

既然國內市場走不通，紅黃藍將目光放在了海外市場，并在今年2月發布公告，稱將以約合1.25億人民幣的價格現金收購一家新加坡私立兒童教育集團70%的股份，并即將從“RYB Education”更名為“GEH Education”

史燕來表示，此次收購的目的是擴張自身的品牌、服務，推向更多消費者以及更廣的服務范圍，并增強公司在中國兒童早教市場的競爭力。收購之后，新加坡、北京兩地公司將在國際化雙語課程、教育管理上展開更多合作。

事實上，紅黃藍將“出海第一站”放在新加坡，也是看中了當地政策支持。2017年新加坡政府制定戰略，學前教育作為重點發展項目被提上日程。未來新加坡政府將會進一步增加托兒所和幼兒園的學額、加強對于學前教師的培訓、全面提升新加坡學前教育的整體素質，為孩子營造良好的成長環境。

但是，目前公司的財務狀況捉襟見肘，布局新加坡需要大筆的投入，這將讓公司原本不寬裕的現金流雪上加霜。公司目前資產負債率為47%，相對比較健康。但是現金和現金等價物總額約為6.7億人民幣，在業績見頂的情況下，公司自有資金很難支撐新加坡項目的擴張。

如果通過外部渠道募集資金，會加劇公司的資產負債率，在國內“穩杠桿”的大環境下，逆勢加杠桿將遇到非常大的不確定性。

除此之外，想要在新加坡開辦幼兒園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新加坡當地政府監管十分嚴格，開辦幼兒園除了取得政府頒發的營業執照外，必須遵守政府規定的師生人數比例、衛生防疫、安全逃生等基本的硬件要求;每位教師必須持新加坡幼教資格上崗;與此同時，在新加坡當地，無論是公立與私立幼兒園，還是私立幼兒園之間的生源競爭已經頗為激烈，差異化辦學明顯。

基于新加坡當地嚴格的監管體系，很難想象一家擁有虐童前科的民辦幼兒園會贏得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