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誰來給我們養老?
這是一個嚴峻的問題。
根據國家統計局以及各地統計局公布的2018年統計公報，2018年末，全國65歲及以上人口增加827萬人，達到了16658萬人，比重上升0.5個百分點，人口老齡化程度繼續加深。
以65歲及以上人口與15-64歲人口之比作為老年撫養比來看，2018年中國老年撫養比達到了17%，這創出了1990年以來有數據可查的歷史紀錄，相比1991的水平，幾乎提高了一倍。
從各地情況看，四川、重慶、山東、江蘇等地的老年撫養比在20%左右，遠高于全國，這些地方未來養老金支付壓力也很大。
對此，3月21日，武漢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教授劉昌平指出，隨著老齡化速度加快，現在需要有應對措施，比如可以實施延長退休年齡的措施，嚴控違規提前退休，同時要鼓勵生育。
“發達國家退休年齡基本在65歲。中國現行的退休政策是50年代政策的延續，現在已經不合時宜了，因為當時人均壽命較低，而現在已經明顯提高，退休年齡肯定要延長。”他說。
老年撫養比創歷史最高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8年末人口總撫養比為42.4%，創下了2000年以來的最高紀錄。如果單看老年撫養比，則達到17%，這一數據的背后是全國老年人口在快速增長。
總撫養比，是指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之和。其中，少兒撫養比，是指0-14歲人口與15-64歲人口之比。
2018年末，全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24949萬人，占17.9%，比上一年增加了859萬人，比重上升0.6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6658萬人，占11.9%，比上一年增加827萬人，比重上升0.5個百分點。
而在2018年末全國就業人員77586萬人，如果把60周歲及以上的24949萬人作為退休人員測算，這意味每3個人工作，要養活1個老人。
3月21日，上海社科院城市與人口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室主任楊昕指出，當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規模增加而勞動年齡人口規模下降時，就會出現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上升的情況。
中國0-14歲人口在2011年末達到最低谷，為2.22億，之后逐年走高，到2017年末回升到2.33億，2018年末達到了2.49億。
同一時期，我國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始終保持了增加態勢，2017年底達到1.58億，2018年底達到1.67億;而同一時期我國15-64歲人口規模經歷了先升后降的過程，自2014年末開始從10.05億下降到2017年末的9.98億，2018年末再降低到9.8億，分子增加而分母減少，最終的結果自然是總撫養比的上升。
中國總撫養比在1994年末是50.1%，到2010年末降低到34.2%，然后持續提高，到2018年末升高到42.4%，比上一年提高了3.2個百分點。而老年撫養比從1990年末的8.3%，提高到2018年末的17%，幾乎是年年都在上升。
3月21日，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喬曉春指出，少兒撫養比在最近幾年放開二孩后有所上升，但是老年撫養比幾乎一直在上升。“老年撫養比會一直上升，這是無法控制的。”
配套措施需盡快出臺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一些發達地區以及部分欠發達地區老齡化水平都很高。比如2018年末，四川省65歲及以上人口1181.9萬人，僅次于山東，位于全國第二;占人口總量比重的14.17%，僅次于遼寧、上海和山東，位于全國第四。
面對老齡化加快的情況，喬曉春認為，有兩個應對辦法，一個是退休時間延遲，另外一個是通過生育延緩老齡化的速度。
“但現在的問題是生育的意愿已經不高，應該轉向構建老齡化社會，對民生的投入要增加。比如日本政府投入養老的補貼占養老金的1/2。而更重要是強調對老人的照顧和護理，2000年日本又出臺了‘長期照護制度’，有長期照護保險，這一保險日本政府補貼了50%。”
喬曉春指出，中國下一步不光要在養老保險上加大力度，在養老護理上也要盡快起步。“中國在這個制度上是幾乎空白的。要更多地從體制上去解決這個問題，而不是靠多生幾個孩子來解決老齡問題。”
數據顯示，2018年全國全年出生人口1523萬人，比上一年少了200萬，出生率為10.94‰，為1949年以來的最低。
楊昕指出，應對人口老齡化，發達國家的經驗是延遲退休和引入外國勞動力。
例如歐洲和日本都已經將退休年齡向后延遲，他們還通過評估本國勞動力短缺行業，有針對性的放松對相關技能的勞動力的移民政策。
楊昕指出，延遲退休是可行的，原因是我國公民退休太早。“2017年全國平均預期壽命超過77歲，中國法定男性退休年齡60歲、女性55歲，對于部分人而言最早45歲就可以辦理提前退休，全國平均退休年齡不到55歲。”
劉昌平認為，退休年齡肯定要延長，同時要鼓勵生育。“通過對生育子女提供相應補貼、增長婦女的產假時間、方便子女就學、就醫給予優化等政策，來提高生育率。”
我國擬實行延遲退休年齡制度，自2016年開始研究設計方案，有望到2022年正式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