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家格拉德威爾和他的新著《戰爭與沉迷》。 （資料圖/圖）
平日里，離開家鄉的知識分子，可以活得不食人間煙火。一年一次過年回家的時候，知識分子會無可避免地遭遇文化沖擊。返工后的反思中，往往會生出日后要對大眾“啟蒙”的沖動，和“啟蒙”而不得的惆悵。啟蒙啟蒙，當初是指教育蒙童，“破蒙”，讓愚昧的人得到知識的滋養，協同進步。應該說這只是一個比喻，和其他的比喻一樣，總是有一些誤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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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啟蒙的立場有居高臨下之嫌。知識分子這種居高臨下的姿態，會把人的腦子一下子關住。人們在情感上就難以接受，又怎么會愿意聽你去講話呢？人和人的聰明是不一樣的。有的人是“書本知識”上的聰明(book smart), 也有的是村頭巷尾的聰明(street smart)。知識分子也可以謙卑下來，從那些村頭的智慧里有所收獲。
近些年來，應試教育，使得一個人只能專精于一個小小領域，聰明也只限于自己的領域，或是一些書本知識，悟出的道理也不大可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強龍斗不過地頭蛇——在解決實際問題上，返鄉的知識分子或許不及隔壁牛二。不如放下自己，不要把自己擺在啟蒙的位置上。如有這種放下，效果如何？大家不妨嘗試。
從大城市或者國外回來的讀書人，遇到文化沖突，好萊塢電影里弄得門兒清。書生返鄉是好萊塢電影一個常見的套路，每次返鄉的外來者想要給人指點迷津的時候，鄉里的人就說：“你覺得你比我強，可以教訓我了？”一句話就把對方的嘴堵住。
另外，現在民風也不是太好。回家的時候，很多地方的人只認錢財和權勢。這個時代知識本身的勢力是單薄的。你想自討沒趣，想成為最不受歡迎的人，就去霸王硬上弓，硬給人家啟蒙。很多鄉村和小縣城的人自以為過得很好，你要想“喚醒”，點出他的不對，反而得罪人。
更好的比喻，或許不是啟蒙而是播種。《馬太福音》里說：“看哪，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他撒的時候，有些種子落在路邊，飛鳥來把它們吃掉了。有些落在巖石地上，那里沒有多少泥土，它們立刻就發芽了，因為土不深；當太陽升起，它們被暴曬，就枯萎了，因為沒有根。有些落進荊棘叢里，荊棘長起來，就把它們擠住了。但是另有落在好土壤上的，就不斷地結出果實來，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凡是有耳的，就應當聽！”
也就是說，播種者未必要從頭到尾澆水施肥看護鳥雀，直到種子長成果實。你未必要把你所認定的某個人、某件事硬生生改變過來，達到你預想的結果。這或許不是你的使命。或許你的使命是廣泛撒種：一直說對你來說感觸最深的事，讓別的有些人聽到，得到一些啟迪，要比自己跟某個具體的人去啟蒙更有價值。就好比我對于教育上的很多事，執念很深，也未必都能改變自己的孩子和家人，有時候覺得就在公號上貌似自言自語，更好一些，或許有別的父母聽到會有啟發，那也算是大家易子而教了。我們說的話，如果在別的受眾中是對牛彈琴的情形，也只能隨他去了。狂熱地追求特定人物的改變，往往徒勞。有的事要交給時間，有的事要期待下一撥人。
過去的啟蒙，又稱enlightenment，或者說Lumières，始于 17 世紀下半葉的文化、哲學、文學運動，起源于西歐，發散到歐洲其他地區。啟蒙運動中涌現出斯賓諾莎、大衛·休謨、約翰·洛克、伏爾泰、讓-雅克·盧梭等哲學家，和牛頓這樣的科學家。他們走在時代之前，切實推動了社會的進步。
曾獲麥克阿瑟天才獎的塔內希西·科茨，是一名新聞記者，致力于維護黑人權益和揭露白人至上主義。 （資料圖/圖）
如今的傳播方式和人際交往大為不同，不是一批人掌握了大部分人不具備的知識，而是大家都對知識觸手可及，可誰也不買誰的帳。
那么知識分子，到底該干嘛？美國還沒有出現知識分子的污名化。尚且活躍的知名知識分子在干嘛？北美比較熱門的知識分子，僅我有限的所知，包括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塔內希西·科茨（Ta-Nehisi Coates）、邁克爾·埃里克·戴森（Michael Eric Dyson）、格洛麗亞·斯泰納姆（Gloria Steinem）、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 （Malcolm Gladwell）、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羅伯特·賴克（Robert Reich）等。他們的作用未必是啟蒙大眾，而是發揮不同的功用。
例如他們可以是特定群體的發聲者，代表邊緣化或代表性不足的社區。曾獲麥克阿瑟天才獎的塔內希西·科茨就是一個例子。他是一位新聞記者，主攻領域是黑人權益和白人至上主義。他通過這些方面的揭露，力求推動社會和政治變革。與之類似的知識分子還有邁克爾·埃里克·戴森。他是作家、牧師、電臺主持人、范德比爾特大學文理學院和神學院的教授。邁克爾·A·弗萊徹 (Michael A. Fletcher) 將其描述為“一位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也是街頭孩子，而且兩個身份能同時維持的人”，也就是說他有學者的深度，卻又很接地氣。戴森撰寫或編輯了二十多本關于黑人權益的著作。格洛麗亞·斯泰納姆的情況與他們類似，只不過她更側重的是女性的解放和平等。換言之，一名知識分子未必什么共同話題都參與，而可能只是專攻一個領域。
他們可以對時事和社會問題提供分析和評論。例如喬姆斯基，是一位著名的語言學家，卻也針對美國對外政策頻頻發聲。他反對美國的伊拉克戰爭，反對美國在巴以沖突中的立場。他們不是在尋找主流話語的脈搏，而是提供不同的觀點。
有時候這些知識分子可以找出新的議題，在當前的話語窠臼下，提供不同的關注點。最近，我看到人們紛紛在討論《流浪地球2》和《滿江紅》。也有人發現在價值觀上，這些電影表現出的中外的不同。但是很少有人談論一個最大的不同：美國很少有所有人都在談論同樣兩部電影的時候。提供不一樣的關注點，在“說什么”上做一點貢獻，而不是一窩蜂地討論同一個話題，或許是知識分子更好的做法。
知識分子還有一個作用是“科普”。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是一個著名暢銷書的作者。他把一些社會和人文科學中的發現，以淺顯易懂的方式，介紹給公眾，這也是知識分子可以做的一件好事。和“啟蒙”不同，我感覺他更像是提供思維的工具。與之類似的知識分子還包括常在自媒體上發聲的亞當·格蘭特（Adam Grant), 他常在Instagram上發出一些發人深省的思維片段，鼓勵批判性思維，被人紛紛轉發，他把碎片化智慧傳播得做得很好，而未必追求整體的“啟蒙”。他更像是一個Instagam時代的思想家。
引人深思的是，格拉德威爾并沒有多少自己的學說，而是能把他人的理論極其巧妙地串聯起來，給人以新的啟發。與他不同的是，斯蒂芬·平克自身是一位著名的認知心理學家，著有《語言本能》《思維是如何運作的》《白板一塊》等專著。他能夠接地氣地把自己的學說，介紹給大眾。而對大眾來說，關于認知心理、教育心理、行為科學的理論，作用更大一些。國內我發現即便是科學家成為公眾人物，也是饒毅、施一公、李淼等理科專家拋頭露面更多一些。而他們的學說和學問，如量子糾纏，未必關普通人什么事。而關于老年學、教育、育兒、心理、消費行為之類話題，則和家家戶戶都有關，但愿這些領域的專家學者能更多地走出書齋，讓一些經過驗證的學說落地生根，影響公眾，為公眾在相關的事務上，能得到一些啟迪，或是在方式方法上得到一些裝備和工具。
美國的兩黨政治持續多年，社會日益兩極分化。知識分子的另一個角色是發出理性和道德的聲音，或是監督信息質量，過濾虛假信息，糾正錯誤信息。大部分情況下，這些發聲者立場偏左，如羅伯特·賴克（Robert Reich）和喬姆斯基，都極力反對資本主義的貪婪和剝削。賴克曾任勞工部長，后來成為電臺電視臺頻繁露面的評論人，也稱pundit（專家）。可同樣影響力巨大的專欄作家和評論員大衛·布魯克斯則是中間偏右立場。這些知識分子在兩極化的美國政治中，能夠暴露出不同的立場，并在其中起到一些平衡的作用。
從他們的例子上看，知識分子走向公眾，主要作用并不一定就是狹義的“啟蒙”。啟蒙是一種來自學校教育的比喻，暗含無知和有知的對立。近年來，一些專家和學者也因為言論前后不一，屢被打臉，也喪失了不少公信力，去“啟蒙”也少了不少可信度。或許不要去“啟蒙”更好，而是去好好利用自己的專業和才干去發聲，如同播種一樣，效果更好一些。但愿啟蒙不是最初的追求，卻是最終的結果。這不是知識分子有情懷有什么錯，而是時代變了。知識分子面對的，已經不再是對知識嗷嗷待哺的公眾，而是眾聲喧嘩的言論廣場。
如果以上的選項都不合適，或許還可以不選擇發聲，把自己管好，活成個榜樣，或是把自己期望的事行出來，如甘地所言，成為“你想看到的變化”——這會是一種更好的“情懷。”
南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