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方新軍，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院長
中國法學會理事
來源 | 蘇州大學法學院、麥讀
原文標題 | 法學作為雄辯術后裔的光榮與尷尬
很多人都會認為，學了「法學專業」就離升官發財不遠了。一部分法律人選擇這一專業，是源自對正義的追求，你選擇法學的原因是什么？你繼續堅持在法律這一行業中又是因為什么呢？
親愛的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下午好！盡管一直存在疫情的反復，但是同學們還是順利地報到了。我謹代表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熱烈歡迎各位同學的到來！
脫離父母的貼身監管，來到一個新的環境開啟一段相對自由的生活，我相信每位同學都會興奮不已。但是，每年的開學季對于我而言卻是一個絞盡腦汁的時候，因為我要尋找一個開學典禮致辭的題目。在連續幾年的致辭以后，我漸漸發現自己已經江郎才盡，不知道該說點什么好。為了尋找靈感，我開始閱讀各類歷史名人的演講，其中就包括蔡元培先生的《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但是看完以后，氣氛有點尷尬。因為蔡先生在演說中對法學專業的評價并不友好。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先生在這篇著名的演說中指出，同學們來大學求學必有一定宗旨，該宗旨正大與否，與各位同學對大學性質的理解有關。“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但是當時的北大學生，其求學目的主要是為了升官發財。因此在預科畢業以后，大多選擇法學專業，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關鍵原因就是法學專業是升官發財的終南捷徑。我非常贊同蔡元培先生對大學的定性，也非常贊同他對學生只想升官發財的庸俗思想的批評。但是這口鍋不能由法學專業來背，法學專業本身沒有問題，出問題的是選擇法學專業的人。
同學們應該對自己進入大學選擇法學專業感到無上的光榮！因為“大學”和“法學”這兩個詞存在天然的親緣性。沒有法學，大學不可能產生。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法學，高等教育都不可能產生。但是，法學從其誕生開始就一直面臨各種各樣的尷尬。起初，法學被認為和真理無關，境界上比較Low，不夠高大上；隨后，法學又被認為不是一門科學，學起來沒有什么成就感。情況真的是這樣嗎？
現代意義上的大學直到11世紀晚期才在歐洲出現，但是沒有大學，并不意味著就不存在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出現和人類社會對法律的需求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且確實和升官發財的愿望有關。
自從有人類社會以來，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教會人們識文斷字、掌握簡單數學知識的初級教育一直存在，否則人與人之間無法正常交往。只有在人類社會進入民主社會以后，才會產生高等教育的需求。因為在民主社會中，只要是自由人就可以參與城邦的公共生活，如果一個人想在公共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就要通過競選去做官。競選的方法就是在公共場合發表演說，以獲得民眾的支持。這時候就出現了專門教人如何演說的雄辯家，教授的內容主要就是修辭學。根據亞里士多德的定義，所謂修辭學，就是一種能在任何一個問題上找到可能的說服方式的能力。演說可以分為三種：政治演說、訴訟演說和典禮演說，因為典禮演說的偶然性，雄辯術的教育主要圍繞政治演說和訴訟演說展開。訴訟演說和法律直接相關，政治演說很多時候都會涉及公法問題，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法學對高等教育起源的影響。
古希臘雄辯家的代表人物是生活于公元前5世紀的伊索克拉底，和同時代的柏拉圖相比，同學們對這個名字可能非常陌生。但是西方學者認為，在教育理念上，柏拉圖被打敗了，勝利者是伊索克拉底，他先是成為希臘人的教師，然后又成為整個古代的教師。因為古羅馬的高等教育完全追隨了他，而不是柏拉圖。
在古希臘的高等教育中并不是雄辯家傳統一股獨大，因為也存在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哲學家傳統，他們也開設學園招收學生。兩者的核心區別是，雄辯家傳統更接地氣，因為他們以培養能夠引領社會的公民演說家為目標；哲學家傳統則更加陽春白雪，因為他們以培養能夠更加自由地探求真理的人為目標。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盡管對我們現代人而言，柏拉圖的名氣更大，但是更多的古希臘人選擇伊索克拉底。據說他的書可以作為暢銷書沿街叫賣，一個雄辯家去西西里島走穴授課一次賺到的錢可以買兩個漂亮的女奴隸回家。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將他對雄辯家的“羨慕嫉妒恨”完全表達出來了。蘇格拉底認為，只有人的理性才能掌握知識，也只有確定的知識才能使人懂得真理，能夠辨別正確和錯誤。所謂的修辭術只是一種說服的技藝，無需懂得關于事物的真理。很多時候修辭術都是通過混淆是非從事非正義的活動以獲取私利。伊索克拉底則提出了針鋒相對的反駁，他認為，要認識真理，唯一的方法就是將哲學表達出來，恰當地運用語言，是正確理解的最可靠標志。一旦涉及到語言的運用，就離不開修辭學。兩派一直爭論不休，但是真正將兩者結合起來的是古羅馬的西塞羅。
因為古羅馬人的務實傳統，雄辯術幾乎沒有任何障礙就被接受了。根據西塞羅的描述，古羅馬人燃起了對雄辯才能難以置信的熱情，每一個渴望成名的年輕人都認為自己的責任就是竭盡全力掌握雄辯術。哲學家則被普遍懷疑是詭辯家，而且脫離積極的政治生活。因此，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兩次希臘哲學家被逐出羅馬城的事件。但是雄辯家一直受到最高的禮遇，西塞羅稱伊索克拉底是“雄辯術的顯赫之父”“所有修辭學家的導師”。西塞羅撰寫的《論雄辯家》和昆體良撰寫的《雄辯術原理》，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古羅馬高等教育和雄辯家傳統的淵源。
西塞羅作為著名的政治家、法學家和律師的鼻祖，他從雄辯術中獲益匪淺。憑借極具感染力的政治演說，他達到權力的頂峰——成為古羅馬的執政官；憑借雄辯滔滔的訴訟演說，作為一名新貴，他能夠在羅馬七丘的半山上購買別墅。作為傳統貴族的凱撒只能住在喧鬧的羅馬廣場旁邊，一度瀕臨破產，被債主拉住衣服無法脫身。凱撒一度也想像西塞羅一樣，通過精研雄辯術發家致富，但是經過幾次嘗試，發現自己沒有這方面的能力和悟性，果斷改為自己擅長的打仗職業，最終也成就了一番偉業。
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在哲學上古羅馬只能望古希臘的項背，但是在雄辯術上西塞羅真正到達了頂峰。昆體良在《雄辯術原理》中打了一個比方，在向雄辯術海洋進發的過程中，一開始是千帆競發百舸爭流，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但是漸漸地只剩下屈指可數的幾只帆影。當我們來到海水共長天一色的海洋深處時，我們好像只看到一個旅客，此人就是西塞羅。因為在羅馬人中只有他將真正的雄辯天才和教授雄辯術結合起來。
西塞羅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同時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的很多觀點對后世的高等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首先，西塞羅改變了哲學和雄辯術相互對立的狀態。西塞羅認為，有資格被稱為雄辯家稱號的是這樣的人：不論在講話中突然出現什么論題，他都能就這個論題以淵博的知識、巧妙的方法、誘人的魅力、超強的記憶力以及落落大方的文雅舉止發表演說。因為雄辯術正是要依靠知識達到優美和豐滿，除非具備了雄辯家應該牢固掌握、深刻理解的各種知識，他的講話就一定有許多空洞的、幾乎是幼稚的內容。這也是為什么在一個學生人數眾多、有充足的優秀教師、有無窮無盡的各類訴訟案件、有對雄辯才能的特別優厚的報償的國度里，雄辯家仍然如此稀少的原因。因為雄辯術這門學問確實是不可思議地包羅萬象、不可思議地困難。西塞羅認為，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人為地割裂了雄辯術和學問是錯誤的。盡管沒有雄辯的知識好于沒有知識的雄辯，但是最好能夠兼有兩者。而兼有兩者的典范就是雄辯術——口才和學問的聯姻。從這個角度來說，蔡元培先生對當時北大學生只想升官發財，不問學問之有無的批評是非常犀利的。
其次，正是基于雄辯術應該擁有廣博知識的認識，西塞羅第一個提出了“博雅教育”的概念。漢語中的“博雅教育”是對英語“Liberal Education”的翻譯，而英文則源自于西塞羅使用的拉丁文“Artes Liberales”。直接的翻譯就是“自由人的技藝”。這導致了初級教育、中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區分。因為很多奴隸也接受初級教育，一方面是可以更好地為主人服務，另一方面識文斷字的奴隸可以賣個好價錢。但是奴隸無需，也沒有資格接受自由人的教育，因為他們不能參與公共政治生活。
在昆體良寫作《雄辯術原理》的公元1世紀，一個自由人在接受雄辯術教育之前，他首先要接受5——6年的初級教育，然后是4——5年的文法教育，最后在16——20歲之間學習雄辯術，這是古羅馬教育的最高形式。而且在昆體良的時代，古羅馬已經進入帝政時期，民主生活萎縮，政治演說已經沒有多少用武之地，雄辯術學校主要教授的就是訴訟演說。昆體良本人就是一位著名的律師，而且腰纏萬貫。他在《雄辯術原理》中關于庭審辯護的分析，至今仍然影響著英美的律師界。
在西羅馬帝國滅亡以后，歐洲在蠻族統治下經歷了500余年的黑暗的中世紀時代，教育大幅萎縮。公元1000年左右，歐洲的商業開始復興，城市出現了。大約在公元1070年左右，基于一個偶然的原因，東羅馬帝國皇帝優士丁尼頒布的《學說匯纂》在意大利的一家圖書館里被發現，由此引發了一個研究法律的浪潮，并最終催生了大學的誕生。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商業復興以后產生了對法律的需求，此時歐洲人發現羅馬法是現成的。11世紀末12世紀初在意大利的北部城市博洛尼亞開始涌現出一批對羅馬法有精深研究的學者。1119年一位無名詩人寫道：“法學之城冠以博洛尼亞”；1127年他又寫道：“博洛尼亞法學博士群星閃耀”。經過口耳相傳，歐洲的年輕人紛紛涌向博洛尼亞學習羅馬法，最高的時候人數過萬。
一開始的法律教育更像是現代的新東方學校，不頒發嚴格意義上的文憑，學生們主要是為了職業需求，也就是為了掙更多的錢，選擇學習法律。沒有固定的講課地點，學生少的就在租的房屋里講，名氣大的老師，例如被稱為“法律明燈”的伊內留斯，因為學生太多，只能在城市廣場上講。老師和同學之間的關系類似于合伙，老師的報酬由學生分攤支付。關于報酬的標準全靠談判，因此時?？梢园l現博洛尼亞那些最博學、最具聲望的老師，也會像菜市場的小販一樣嫻熟地、毫無貴族風范地與他們的學生就課程報酬進行討價還價。
由于中世紀采取嚴格的屬人法，外來的學生不能適用博洛尼亞當地的法律，為了保護自己各地的學生們紛紛組成了同鄉會，例如羅馬同鄉會、托斯卡納同鄉會等，最多的時候達到33個。這些同鄉會合起來組成“學生公會（Universitates）”，這就是現代大學稱謂（University）的起源。因此，大學一開始是由學生組織和管理的，每個同鄉會選出會長，這些會長組成“學生公會”的理事會，理事會決定各種具體的教學事宜。例如，教師講授的內容和進度，如果出現遺漏的內容或者進度拖延，要對教師進行罰款；授課的時間，在圣彼得大修道院的晨禱鐘聲敲響時，教師必須準時開講，否則罰款；當然同學們對自己要求也很嚴格，在“三息鐘聲”敲響時，課程準時結束，同學們必須立即離開教室，否則罰款。我一直不明白這個罰款的意義，估計是避免老師拖堂。鐘聲一響，同學們轟的一聲全部消失，根本不給老師拖堂的機會。更加可怕的是這樣一條規定，如果同學們檢舉揭發老師私自去其他城市走穴授課，50周歲以上的處以死刑，50周歲以下的罰以重金。我看到這條規定的時候驚出一身冷汗，我正好年過50周歲，在《民法典》頒布以后我外出講了100多場講座，如果在當時的博洛尼亞已經可以處死100多回了，但是我相信同學們是不會對我下毒手的。
無論如何，法學教育是轟轟烈烈地發展起來了。和古羅馬法學在雄辯術中教授不一樣，此時的法學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專業。在學習法學之前，學生必須先學習“自由七藝”，即文法、修辭、邏輯、算術、幾何、音樂、天文學，這是西塞羅和昆體良教育理念的延續，同時也是現代大學博雅教育或者通識教育的雛形。
盡管法學教育發展起來了，但是法學漸漸遺忘了自己的親媽——雄辯術，反而一頭扎向了后媽——科學的懷抱。由于亞里士多德的著作開始重現江湖，無論是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家，還是教會法學家，均開始運用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將神學或者教會法建構為一個科學的體系。法學家坐不住了，因為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修辭學不是科學?？茖W推論的前提必須是真實可靠的，因此由這種前提推導出來的結論就是真實可靠的。例如，人必有一死，蘇格拉底是人，因此蘇格拉底必死。但是修辭學的推論屬于或然式的推論，由于這種推論的前提是不確定的，因此最終推導出來的結論也是不確定的。例如，顯示公平的合同可以撤銷，張三和李四簽訂的合同顯示公平，因此該合同可以撤銷。問題是，對于何種情況屬于顯示公平，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理解，永遠不會有確定無疑的標準答案，因此最終的結論也是非常不確定的。
為了獲得后媽——科學的認可，博洛尼亞法學家采取的方法是，將以《學說匯纂》為代表的羅馬法視為和《圣經》一樣的真理，套用當時一位經院哲學家的話：“唯有信仰，才能理解。”羅馬法本身是不能懷疑的，這樣法學就有了確定的前提。耶林非常精辟地指出，這種對羅馬法的崇敬意味著，人們得以窺見在羅馬法中獲得揭示的理性，就好比在福音書中蘊含著一種獲得啟示的宗教。這就好像一個在荒漠中饑寒交迫的人突然得到一杯烈酒，將其一飲而盡時所產生的眩暈感。這就是最早的、年輕的科學所展現出的狂熱主義。
從此以后，法學在討好后媽——科學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尤其是在這位后媽的親生兒子——自然科學獲得令人炫目的成就以后，法學更加堅定了追隨科學的腳步。自然科學方法的核心就是在最大程度上形成普遍的概念，各種個別的事物都可以作為事例從屬于這種概念之下。而一切純粹個別的東西都是非本質的，達不到科學的地位。如果沒有通過普遍化的方法對世界進行簡化，那就不能對世界進行計算和支配。對這種抽象化方法的模仿，最終導致概念法學的誕生和近代《民法典》的編纂。概念法學的最大特征就是通過概念金字塔的建構，使得最一般的概念具有繁殖力，從而能夠解決司法實務中的難題。但這只是一個美好的幻想，因為通過抽象方法建構的所謂科學體系，是以隔離法律和生活為代價的，這條鴻溝并不容易填平。
早在18世紀初，在自然科學的發展如日中天之時，意大利學者維柯就意識到自然科學方法的局限性。在1708年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學的開學典禮致辭《論我們時代的研究方法》中，維柯指出，當時幾乎所有的學問只追尋一個目的，那就是真理。但是法學和自然科學不同，它是公正的藝術。科學追求的是嚴格且不可辯駁，而藝術追求稱心合意。由于概念的抽象化，到處都飛翔著僵硬的語句，我們已經忘記了雄辯術的魅力。我們需要避免的是，我們雖然在科學上優于古人，卻又不如古人智慧，或者我們雖在真理上勝過古人，但卻不如古人雄辯；我們的目的是，既要在智慧和雄辯上不輸于古人，又要在科學上超越他們。很遺憾，維柯的觀點太超前了，在自然科學散發出的耀眼光芒中，他的觀點幾乎沒有引起注意。
法學在討好后媽——科學的過程中，確實也喝上了幾口鮮奶，但是因為基因排斥一直消化不良，最終導致發育畸形?！睹穹ǖ洹纷鳛榭茖W饋贈的禮物，徒有龐大的外觀，很多時候中看不中用。正如美國學者伯科威茨在《科學的饋贈——現代法律是如何演變成實在法的？》一書中所指出的，正是科學的饋贈使得法律不可逆轉地由天國墜入塵世，所有用科學維持世界魅力的努力都注定要失敗。但是，科學未能成功地使法律得以重生，這既非歷史的終結，也并非法律的終結。問題是，我們能將科學饋贈給法學的禮物還回去嗎？
伴隨著自然科學的突飛猛進，工科開始進入大學，這使得法學的地位更加尷尬。重理工，輕人文的態度就此埋下伏筆。由于追求真理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修辭學的教育價值開始遭到徹底懷疑，康德直言不諱地指出，修辭學只是一種利用人性的弱點達到個人目的的技藝，因此不值得尊敬。自1880年開始，修辭學在歐洲高中的課程中逐步被刪除。我們只要看一看哈佛大學的校訓就不難明了真理觀對大學的影響：“以柏拉圖為友，以亞里士多德為友，更以真理為友?！狈炊俏覀兲K州大學的校訓：“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更符合修辭學的傳統。必須為我們蘇州大學的先賢們選擇這樣的校訓點贊。
更加讓人難受的是，法學在和后媽——科學的親生子自然科學的比較中越來越自卑。1847年，德國法學家基爾希曼在題為《作為科學的法學的無價值性》的演講中說了這樣一段話：自然科學為人類創造了輝煌的成就，它們帶領人們領略了大海的波濤，領略了地球深處的奧妙；運河、鐵路、電報使天涯變成了比鄰；顯微鏡向人們展示了微觀世界的神奇，望遠鏡則開啟了宇宙空間的大門。而法學除了混亂、僵化和不確定性，幾乎一無是處。立法者的三個更正詞就可以使所有的相關文獻成為廢紙。來自內部的批評最有殺傷力，這讓我們法律人情何以堪！
100余年后，德國法學家拉倫茨在一場針鋒相對的演講中指出，今日自然科學所提供的改變人類生活的知識，有著無可爭辯的輝煌。假如這種輝煌使得年輕人中那些最有天賦、最具獨創性的頭腦悉數傾注于這些學科，而留給法學的僅僅是一些只知道在祖輩已經踏出的道路上亦步亦趨，以圖爬到某個可憐的職位、獲得些許虛榮的人那將是很可悲的。因為法學也是一門科學，只是它是一門和自然科學不同的規范性科學，或者說是一門理解性的科學。拉倫茨強調法學是科學中一朵不一樣的煙火的勇氣值得贊賞，但是我們的后媽和她的親生子未必愿意接納我們。在后媽——科學嫌棄的眼神中，我們還要哭著喊著投入她的懷抱，這是一個多么讓人尷尬，同時又是一個多么讓人心酸的場景。
是時候回到親媽的懷抱中了。法學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因為它根本就不是一門科學，而是一項實踐技能，一門實踐藝術。學習法律應該具有兩個常識，第一，法律的可爭辯性。法律與真理無關，以追求真理為目的的人真的不適合法學。因為基于理解的主觀性，我們永遠無法從一個真實可靠的前提中推導出一個確定無疑的結論。法律的推理只是在特定時空下相對好的說明，它永遠都不可能是終局性的，也永遠都是可爭辯的。第二個常識是法治，這是法律人追求的目標。在法律得以忠實遵守的地方，即有法治。法治是在人治之下要實現的一種可能狀態。在法治的價值中，沒有什么會比法的確定性更為重要了。因為一個實現了法的確定性的社會，能夠讓它的公民生活在自主的、彼此信任的環境中。但是法律的可爭辯性又必然導致法律的不確定，如何協調這兩個常識的價值呢？答案就是邁向新修辭學。
在有論辯的地方就有修辭，人們一旦企圖透過溝通來影響他人、引導他人思想、激發他人情緒、指引他人行動的時候，即進入修辭學的王國。修辭就是在特定問題上尋找可能的說服方式的能力。法律具有可爭辯性的核心原因是，法律在很多時候處理的是價值判斷問題，而價值判斷是沒有標準答案的。采納修辭理論的目的是為了能夠理性的爭辯，從而尋找到更有說服力的觀點。修辭學過去曾是，未來也將是人文科學的女王。
之所以要稱為新修辭學，是因為法學在重回親媽的懷抱以后，發現自己并不孤單。曾經的雙胞胎兄弟——論題學也重新煥發了青春活力，以前一直和自己掐架的辯證法后來被證明是自己的親兄弟，而且親媽在法學離家出走以后還給他生了一個親弟弟——詮釋學。兄弟同心，其利斷金。只是這一大好局面還剛剛開始，同學們選擇法學專業正當時，也許你們當中就會出現一位真正能夠恢復法學榮光的人！最后，我以昆體良的一句話作為結束語：唯有善良的人才能成為真正的雄辯家，教會邪惡的人掌握雄辯術，無異于給強盜提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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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吳曉婧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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