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家小孩入學時，學校是否曾要求你填寫自己的單位職務和收入？你當時是什么感受？又是否如實填寫了呢？
從現在起，家長們的這類信息，將不再被允許收集了。
4月1日，教育部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學招生入學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對中小學招生入學工作作出部署，其中，“嚴禁采集家長職務和收入信息”被首次提出。這一消息也在最近兩天登上微博熱搜，成為家長們討論的熱門話題。
▲教育部官網截圖
那么，教育部為何要提出這則要求？此前是否有學校收集過類似信息？這種行為是否帶來了一些不良影響？家長們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另一方面，當“家校共育”已經成為當下教育的一種共識，如果禁止采集家長職務等信息，是否會阻礙正常的家校互動呢？
最新規定：
明確信息收集的邊界，
嚴禁采集學生家長職務和收入信息
4月1日，在教育部辦公廳印發的這則《通知》中，出現了一個比較新的提法——“入學報名嚴禁采集學生家長職務和收入信息”。
《通知》原文是這樣說的：各地要健全義務教育入學報名登記制度，按照材料非必要不提供、信息非必要不采集原則，進一步規范報名信息采集。全面清理取消學前教育經歷、計劃生育證明、超過正常入學年齡證明等無謂證明材料。嚴禁采集學生家長職務和收入信息，不得利用各類APP、小程序隨意反復采集學生相關信息。
之所以今年開始強調這一點，背景也不難理解。近年來，學校收集或者被認為“變相”收集家長職務信息的新聞時有發生，且屢次引發輿論熱議。
比如：2019年，深圳一幼兒園布置家庭作業，要求孩子拍攝“我家的車”的照片，還強調合照中的車必須是家中的真車。輿論一片嘩然，社會普遍認為幼兒園此舉背后的真實目的令人懷疑，最終當地教育局介入調查，涉事幼兒園和老師向家長道歉。
2020年，西安一小學要求家長提供工資流水或社保，此舉也被網友質疑究竟是“因材施教”還是“因財施教”？
公眾敏感的神經為何一次又一次被觸動？歸根結底，無非還是涉及教育公平。
除了深圳和西安，記者檢索還發現，2021年8月，有網友在問政平臺反映，稱很多學校在學生入學時要求填寫學生父母、甚至祖父母工作單位和職務等信息，希望主管部門能對此行為予以禁止。該網友明確提出，希望“促進教育公平。”對此，北京市教委回復表示，相關信息嚴格保密，不對普通教師公布，同時，正在研究取消父母職務信息的收集。
有業內教育人士表示，可能正是基于此前信息收集過度、收集方式不妥等問題，教育部今年的這一要求，算是給學校和基層教育主管部門明確了邊界。
家長們怎么看：
部分表示理解，
但強調學校應保護好信息安全
記者注意到，《通知》發布后，“嚴禁采集學生家長職務和收入信息”這一信息，迅速登上微博熱搜，引發了很多家長的熱議。多數家長對此政策都持“雙手贊成”態度，并希望“政策落實到位”。
有家長表示，很討厭過分收集家長或家庭信息的行為，因為這些表格或多或少會涉及到家庭的經濟情況、或者父母的工作情況。“一方面，擔憂自己的隱私被泄露，轉作商業化用途；另一方面，也擔心學校或者老師可能會據此對學生區別對待，不利于教育公平。”
不過也有部分家長認為，理解學校登記基本信息的必要性，畢竟，教師充分了解學生家長的一些家庭情況，是有利于日常教育管理的。“比如，如果學校得知孩子父母的工作單位都在外地，那么，平時就可以對孩子多一些生活上的照顧，這也不算對學生區別對待吧。”但這部分家長也表示，雖然可以接受學校登記個人信息，但希望能夠做好信息保密，杜絕隱私泄露。
記者也隨機采訪了多位成都家長，大部分家長表示，自己孩子在入學時，只填過簡單的工作單位信息，但沒有詳細到職務和收入，也沒有再采集過家長的其他個人信息了。
僅有一位家長表示，自己曾被學校要求填寫過單位職務和收入。但自己寫得比較籠統，“收入也是按照城市大概平均水平編了個數字……這些畢竟涉及家庭隱私，平時我們也不會跟小孩聊我和他媽媽的收入等話題。”
校長們怎么說：
此舉利于保護家長隱私安全，
也能給孩子們傳遞正確的職業觀
此外，記者注意到，也有部分聲音認為，如果學校不了解家長的信息，是否會對家校合作帶來阻礙呢？
近年來，家校合作、家校共育，幾乎已成社會各界對教育的共識。例如在江蘇，當地就曾展開深入的“百行百業進課堂”等活動，醫生、警察、工程師、律師、演員等各行各業的家長志愿者走進課堂，分享他們的職業故事，給孩子們帶來別樣的體驗。
在成都，也有不少學校的家長課堂搞得有聲有色，頗受孩子們歡迎。
那就有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如果學校對家長的工作單位、崗位、職業等信息全然不知，又該如何開展這些活動呢？
成都市成華區嘉祥外國語學校副校長馬飛山認為，教育部出臺這一規定，初衷應該還是為了保護家長隱私和保證信息安全。畢竟，在現實中，不排除一些教師在知曉家長工作單位和職務信息后，就有可能利用自己的職務便利，與學生家長產生教學工作之外的利益關聯，或者是導致一些不公正對待學生現象的發生。
但馬飛山也表示，客觀而言，在堅持非必要不收集、非自愿不提供的情況下，一些特定學生、特定情況下的家長受教育程度、家庭結構、工作性質等信息的提供，其實是有利于班主任老師和心理老師對學生提供恰當的教育和幫助的。
另外，禁止采集學生家長職務和收入信息，是否會影響家長進課堂呢。馬飛山認為，完全不必過于擔心，因為老師可根據學生的需要，選擇恰當合適的選題，然后通過家委會征集，家長自愿報名的形式，來參與家長進課堂的活動。
郫都區華愛學校總校長楊霖也表示，禁止采集學生家長職務和收入信息，并非禁止采集學生家長職業、興趣、愛好、特長，所以這和家長進課堂以及家校共育并不沖突。
對于家長進課堂這類活動，楊霖指出，這確實是當下很多學校都正在做的，效果和反響也非常不錯。因為家長資源是學校最為豐富的校外教育資源，它不僅能夠拉近學校與家長的距離，更能有效地利用家長資源，開闊孩子們的眼界，拓寬孩子們的思維，彌補教師在專業領域中的不足，使家長成為學校的協作者、支持者。
不過，楊霖也強調了“教育應該是公平且包容的”，例如，在選擇家長進課堂的人員時，應該注重選擇職業的多樣性和廣泛性，不要總是找所謂“高精尖”的家長，也應該推崇把基層工作做到極致的家長，這樣才能給孩子們傳遞最正確的職業導向和價值觀，“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
教育專家怎么看：
平衡家校權責，
建立能發揮作用的家長委員會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告訴記者，近年來，不時有網友建言“禁止中小學幼兒園收集家長工作單位和職務等信息”，教育部此次明確嚴禁采集學生家長職務和收入信息，可以說是對網友關切的回應，也宣告采集學生家長職務信息的傳統做法成為過去時。
對于此舉，熊丙奇認為，也尚有一些可探討的空間。比如，有的孩子來自貧困家庭，需要給予經濟資助；有的孩子可能父母下崗失業或是工作單位發生變化，像這類信息，其實學校是可以且應該積極掌握的，否則可能導致幫困助學不及時。對于經濟不發達地區的學生來說，這一問題可能會更突出。
包括現在部分地區也在強調老師們要重新發揚起“家訪”的傳統，其原意肯定不是讓老師去學生家里打探隱私，而是保持好家校的充分互動、保障學生心理變化等信息的第一時間獲得，這是有利于因材施教的。
歸根結底，對于學校來說，可能會有些為難的地方在于：收集家長信息，輿論擔心教育公平；不收集，則可能影響類似幫困助學等工作。所以，這一矛盾的存在，也表明問題其實不在于是否收集這類信息，而是怎么使用這類信息——是否能發揮其積極作用？
熊丙奇建議，要解決這一矛盾，不妨考慮建立一個能發揮作用的家長委員會，由家委會參與到學校的辦學管理和監督，或許是個辦法。如發現有教師歧視對待學生，家長可以向家長委員會反映、投訴，家長委員會可以聯合學校教師委員會進行調查，并根據調查結果作出處理，這就能有效監督教師履行職責，平等對待每個學生。
當然，家委會的建立，也涉及到公平問題。熊丙奇認為，真正意義的家長委員會，應該由全體家長選舉產生，且獨立運行。只有建立起能發揮辦學監督作用的家長委員會，才能平衡家校權責，避免家長在處理家校關系時陷入囚徒困境。
因此，禁止收集學生家長職務、收入等信息，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治本之策還是在于建立現代學校制度，建立能發揮作用的家長委員會，推動學校實行教育家辦學，或是可以嘗試的抓手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