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人間theLivings
ID |thelivings
作者 ｜景瓷
都說高考是人生最大的關卡，但我覺得中考的重要性顯然是被低估的——多年來，杭州市區普通高中和中等職業學校的招生比例始終保持大體相當，也就是說，一半的初中畢業生在人生的第一次分流后就劃向了中等職業學校，走職業教育道路，幾乎再也沒有機會進入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更不用說是名牌大學了。
我的領導羅佳敏和她的兒子俊俊，就是在接到一個告知有一半學生要上職高的電話以后，人生路線完全改變。今年秋天，俊俊的小學同學就要上高中了，他卻因為母親一個一意孤行的決定，學歷還停留在小學。
01
羅佳敏是我們單位的二把手，也曾是我心目中的勵志女神：杭嘉湖平原不知名的小鎮出身，靠上大學走出農村，考進我所在的杭州城區事業單位，工作非常拼，沒到40歲就成為單位副主任。她很會保養也很會打扮，看得出來夫家家境優渥，任何時候見到她都神采奕奕，外表精致。
2019年春節前，單位工會組織迎新春茶話會，地點在滿目蒼翠的龍井茶園。大家坐在茶園里喝茶吃點心嗑瓜子拉家常，活動過半，羅主任主動坐到我們這桌，她神情有些憂慮，仿佛是有什么事想說又不想說，猶猶豫豫最后還是說了：“袁大姐，你兒子準備考什么大學啊？”
袁大姐是和我一個辦公室的出納，兒子正在杭州一所末流普高上高三。她兒子成績不好，單位的人多少都知道，所以她也非常坦然，表示：也就上個高職吧，打算上個“訂單班”，就是那種用人單位和高職院校有協議的，至少工作是沒什么問題的。
羅佳敏顯然對袁大姐的回答沒什么興趣，她一向是很周全的人，但是那天她連客套的“挺好挺好”都沒說，轉頭就又問另一個部門的吳科長：“吳琳，你女兒是不是剛上高中啊？你們以前怎么沒去上民辦初中啊？”
吳科長正在嗑瓜子，冷不丁地被領導一問，微微有些尷尬：“啊，我女兒剛上了半年高一呢，中考快要了她半條小命，總算是上高中了。她從小讀書就吃力，我跟她爸商量過，覺得沒必要花這個錢，讀書么，總是靠自己的，也不是靠學校的，您說是吧。”
羅佳敏對這個回答似乎也不太滿意。袁大姐和吳科長快速交換了一下眼神，還沒來得及想好怎么往下說，羅佳敏就講出了她的憂慮。
她兒子俊俊過了寒假，就是小學六年級最后一學期了，雖然讀的是重點小學，但是成績處于中游。馬上就要面臨小升初，她花了大價錢在外面輔導機構給他請了一對一全科家教，機構里還有專門所謂給規劃學業的老師。前不久，她和機構的老師長談了一次，她說自己對俊俊的期望是起碼要能考上浙大，老師則直言希望渺茫。現在普通高中的升學率只有一半，按照現在她兒子的成績，如果能搖號上一流的民辦初中，還有希望能上個二線的重點高中，要是搖不上民辦初中，上職高是大有可能——很多公辦初中，上職高的比例都超過了70%。
在杭州，走中考序列的初中，分為公辦和民辦，相對來說，民辦的教育資源比公辦好，管理比公辦嚴，但學費貴——公辦初中有的學校只收書本費，民辦分檔次，一年學費基本都要幾萬塊。要進民辦學校，名義上是只能搖號進，跟搖車牌一樣（當然，要有各種“關系”就再論）。搖號是自愿參加的，不少家長怕花錢，對自家孩子的學習沒信心，就不參加搖號，直接上片區的公辦初中。
吳科長家顯然屬于這一種，她聽到這里，不由放下了手里的瓜子，脫口而出：“（上一流民辦）初中上到大學，那得花多少錢啊……”感覺她咽下了后面半句——就憑我們單位的收入，能付得起嗎？
不過羅佳敏畢竟是領導，吳科長話鋒一轉：“不過我女兒怎么能跟羅主任家的公子比呢，聰明的孩子當然要好好栽培，國內的教育選拔體系一點都不科學，孩子的天賦都被埋沒了。”
這幾句讓羅佳敏很是受用，她非常贊同：“機構的老師也是這么說，說我兒子很聰明，就是不太適應國內的教學方法，說不定到了國外，潛力就帶出來了。”
吳科長又拿起了瓜子，大家也恢復了言笑晏晏，只是我不經意看到，袁大姐和吳科長又交換了一個復雜的眼神。
袁大姐和吳科長都是杭州本地人，也都是事業單位里典型的“老油條”，年輕時走門路進了單位后就開始“躺平”，從單位分派成立時就沒挪過窩。她們看著羅佳敏畢業進單位一路做到了自己的領導，知道此人惹不起，但心里又看不上。所以，她們對羅主任兒子的事情，表面上奉承著，其實存著微妙的幸災樂禍。
不過那時，我們當羅佳敏也就是說說而已，對杭州普通工薪家庭來說，初中就出國留學，無論是理念上還是經濟上，都等于是天方夜譚。
02
春節后上班不久，一天午休的時候，我被羅佳敏叫到辦公室。作為單位的小透明，我還以為自己犯了什么錯，戰戰兢兢準備挨罵。沒想到，她遞過來一小盒酸奶：“小穎來了啊，坐啊。”
她先是問了下我最近的工作情況，夸我進單位這幾年表現一直不錯，說領導都看在眼里，她準備跟主要領導推薦我云云。繞完圈子，她遞過來一沓密密麻麻的英文材料，說麻煩我沒事的時候幫她看看，翻譯成中文，也不用太精確，翻個大概意思就行，“外人說得天花亂墜，還是自己人靠得住”。
領導要你幫著辦私事，這是別人求都求不來的機會，我趕緊點頭如搗蒜，說保證按時完成任務。羅佳敏在后面又跟上一句：“有些私人的事情我不想影響大家的工作，你明白的吧。”
這就是要我閉緊嘴巴的意思了。我白天在單位沒敢把材料拿出來，晚上回家仔細一看，原來是一些英國留學語言培訓和預科的介紹材料，結合她說的那句話，想必這是在考慮兒子去英國的事了——她顯然是對中介的介紹半信半疑，怕被套路，所以自己也在做搜集和準備的工作。
我一邊盡量準確地給她翻譯紙面上信息，一邊也上網搜索她兒子讀的培訓機構的資料。這家培訓機構很有名，除了補課，留學也是拳頭產品。我看了他們官網上的一些案例，講的大多是在國內“唯分數論”下讀得有些吃力、不夠拔尖的孩子，中學階段就出國，在歐美更寬松、更全面、更先進的教學體系下，創造力和更多潛能被激發，最后上了歐美名校的故事。這些故事寫得有理有據，令人心動，說實話，作為普通家庭應試教育出來的我，看完都很羨慕。
越是成績上上下下的學生，讀書的時候就越苦，直到成年以后，我還經常夢見自己坐在中學的考場上抓耳撓腮，題目不會做，嚇出一身冷汗。哪個孩子不想擺脫枯燥高壓日復一日的學校，去外面更大的世界看看呢？
我把翻譯材料交給羅佳敏后沒幾個星期，有一天早上一上班，袁大姐跨進辦公室連包都沒放下，就神秘地把吳科長拉進我們辦公室，關上門，一臉興奮地跟我們說：“哎你們知道吧，上次羅佳敏說要送兒子出國，我以為她隨便說說的。沒想到昨天晚上她在食堂跟我說，真要去了，現在去還得上一年什么語言，多耽誤一年——你說她是不是魔怔了？”
我不動聲色，假裝也很驚訝：“真的呀？那她哪來這么多錢啊？光我們這兒的收入，肯定不行吧？”
袁大姐還背著包，就說開了：“哪是她老公啊，她老公估計賺得還沒她多，還不是得靠她那特別難搞的公公婆婆。”她壓低聲音：“你不知道，別看羅佳敏在單位跟個老虎一樣，她這半輩子，可沒少吃她公婆的苦。有錢是有錢，但她也沒花上，所以就變著花樣想讓公婆掏錢。”
吳科長平時總是沒睡醒的樣子，說到羅主任的事情，倒是精神奕奕了起來。
“我爸有個朋友，知道她公婆的，都退下來這么多年了，無非是退休工資多一點，要到英國去，我覺得也夠嗆，后面還有那么多年呢，萬一……”她跟袁大姐擠擠眼，“人么總是要走的，你們說是吧……”
那個早晨，袁大姐始終沒顧上把包放下，和吳科長一起，從羅佳敏大學畢業進單位開始說，一直說到她昨晚公布兒子要去英國的消息。原來，羅佳敏自己是杭大（后并入浙大）畢業的，對兒子的要求，是不能比自己差。她當年剛進單位，就經老領導牽線，認識了她老公。和她小鎮姑娘的出身比，老公家庭背景確實不錯，父母都在老牌壟斷國企身居高位，但她老公是個媽寶男，性格懦弱不求上進，介紹給羅佳敏的時候已經年過三十，比羅佳敏大了整十歲。
講到這里，吳科長拍拍我的手：“小穎你曉得吧，羅佳敏年輕時候就這樣，什么都要爭第一，什么都要比別人強，自己是這樣，現在她兒子的事情也這樣。什么國內教育體系不適應啊，那是看在她是領導的份上我們安慰她的，她還真以為自己兒子被埋沒了，其實就是簡簡單單的一句話——不是讀書這塊料。”
袁大姐也點頭：“小穎，我跟吳琳是看著俊俊長大的，小時候帶到單位來，看著就不怎么聰明。要我說，上什么民辦初中啊都是瞎花錢，出國更是瞎胡鬧，考上清華北大的難道個個家里都有錢上民辦？都是靠孩子自己讀出來的，她不認命也沒用。還不如我們這樣，實實惠惠讀個高職，將來工作也不愁。”
說完，她轉向吳科長：“吳琳，你女兒考大學什么打算啊？”
吳科長說得輕輕巧巧：“我們是女孩子，到時候讀個財務，本科考不上就大專也行，出來早點嫁人生孩子。讀到博士還能怎么樣啊，難道想當科學家啊？科學家最后也要生孩子的……”
03
2019年夏天，對羅主任和袁大姐來說應該都很難忘。
羅佳敏的兒子小學畢業，暑假舉家到英國畢業旅行了一趟，開學后，先去英國讀一年語言過渡，然后入學英國排名很靠前的一所初中，據說上牛津劍橋也不是沒有可能。
袁大姐的兒子參加了國內高考，發揮平平，考上省內一所高職院校，選了酒店管理類的“訂單班”，畢業后就去酒店做基層工作。
待到工會組織中秋茶話會，我們又來到了龍井茶園。羅佳敏做到了自己想做的事，人的狀態也不再是憂心忡忡。袁大姐的兒子說不上發揮失常，但人總是有些僥幸心理的，兒子沒有超常發揮考上本科，她多少是有些失落的，看著大家圍著羅佳敏半真心半恭維地夸她兒子前途一片光明，我聽見她和吳科長小聲嘀咕了一句：“她不就是花錢了？”吳科長膽子小，對袁大姐擺出一個“噓”的手勢。
我一直記得那年龍井茶園的秋色。在那個時候，接受了各類網絡信息和網絡焦慮的我，自然覺得袁大姐和吳科長，代表的是中年女性的油膩和狹隘。可能是中介網上的案例做得太好，我以為羅佳敏的兒子最終是會曲線救國成功的。
然而生活就是那樣瞬息萬變。那時候誰也不會想到，就在短短的3個多月以后，習以為常的世界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前只道是尋常的很多事，都突然要翻盤重來。
2020年1月23號，武漢封城。
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一切。剛開始是我們居家上班，學校停學。慢慢地，國內疫情逐漸被控制，國外則開始籠罩在病毒的陰霾之下。
到了2020年3月初，單位陸續通知恢復彈性坐班，集中辦公的第一天，我剛進辦公室，就聽到吳科長嗑瓜子的聲音：“誰能想到，年前還那么得意，現在都不知道怎么辦了。我看電視上說，歐洲已經很厲害了，老外還不好管，整天在街上，亂糟糟的，她兒子這么小，這下看她怎么辦……”
也有袁大姐的聲音：“還是我們在杭州上學的好，雖說學校是一般般吧，但是這會兒安安全全在家待著，畢了業也分配工作，有啥不好……”
另外還多了一個人的聲音，是羅佳敏的機要秘書小楊。羅佳敏沒來上班，楊秘書自然也閑下來。羅佳敏平時對她要求很嚴格，楊秘書一直敢怒不敢言，樂得和袁大姐吳科長在辦公室湊一起說領導的閑話。
“那時候她老公就不同意的，公公婆婆在家她估計不敢在家里吵，有段時間天天在辦公室打電話跟她老公吵，按著計算器，算一年40萬（學費）怎么出——你們說，她是不是這里搭牢了。”楊秘書嘻嘻哈哈地指指太陽穴。
吳科長顯然對錢的事情非常有興趣，她塞了一小把瓜子給楊秘書：“哎那你說說看，他們一年40萬怎么拿得出來的？那時候上民辦初中這點錢，我們算來算去都覺得不可能。”
楊秘書露出一種“你不懂”的表情：“吳琳我跟你講，她家里的條件跟你也差不多，我聽下來，一年40萬，是公婆的退休工資都算上了，她這次是真正的破釜沉舟，你懂吧。”
到了3月中旬，羅佳敏因為強行飛往英國、差點被紀律處分的消息傳遍了全單位。
“她硬要去英國接兒子，領導攔都攔不住。你們都懂的么，現在這個時候，肯定不給批的呀。領導都給她想辦法了，叫她老公去嘛，她老公是企業的，總歸好一點，她反正就是要去……”平時看不出來，楊秘書這么喜歡說領導的是非。
“她怎么敢叫她老公去，你們又不是不知道，羅佳敏在我們這里說一不二，在家里屁都不敢多放一個的人……本來他們家就是都不同意送孩子去英國，她一意孤行非要去，現在出了這么個事情，那還不是所有的鍋都她一個人背。”這個故意壓低又難掩興奮的聲音，來自袁大姐。
接下去，她們倆又絮絮地說了不少話，聲音很小，但是內容隱秘又勁爆，一邊說一邊笑，我也不忍再參與。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打開電腦搜索新聞——原來英國不少學校在3月中旬提前開始放假，后面的課程也改為網課。袁大姐講得刻薄些，但是實際情況恐怕只會更糟，海外留學生不僅要孤苦無依面對疫情，還要抵抗特殊情況下激化的種族歧視。
羅佳敏的兒子只有13歲，出國還不到半年，寄宿在英國家庭，此前沒有任何獨立生活的經驗。羅佳敏的心急如焚，我感同身受。
有時候，我們下意識就會以為我們在社交網絡上看到的就是這個世界的常態。社交網絡上，到處是北上廣的高知家長們“雞娃”不遺余力，仿佛拼盡一切眾星拱月才是養娃的常態。羅佳敏有條件，給孩子更好的教育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生活要復雜得多，中年人微妙而又酸楚的嫉妒心藏在重重掩映之下：因為沒錢或者不舍得花錢放棄了“雞娃”的家長，在此后漫長的歲月里，都要不斷說服自己才是做了正確的決定，甚至不由自主地希望別人“雞娃”失敗，進一步印證自己的精明和決斷。
很難說哪一種孩子更幸運。“雞娃”這件事，好像怎么選都是兩難。
04
中國有句古老的諺語，屋漏偏逢連夜雨。
到了5月，天氣轉暖，疫情緩解，羅佳敏結束了三天兩頭請假的日子——楊秘書帶來了她最新的壞消息：羅主任正式請了長假，照顧從英國回來的兒子和突發小中風住院的婆婆。
“嘖嘖嘖，慘是真的慘。她婆婆那個人，你們曉得吧，都小中風了，聽說一個星期還趕走好幾個看護嘞……我跟領導到醫院去慰問，當著我們的面，也沒給羅佳敏什么好臉色看……陰陽怪氣，話里話外說兒媳婦毀了這個家，孫子都是她害成這樣，病就是被她氣出來的……就這樣噢，她老公居然還在上班，家里一點也不管，搞得好像多大的領導一樣，嘖嘖嘖……”
“那她婆婆萬一要是咽氣了，退休金不是沒了？那她兒子還去不去英國讀不讀書了？”吳科長依然在嗑瓜子。
“我就說，去英國就是瞎胡鬧，現在濕手捏干面粉了吧，進也不是退也不是，還浪費這么多錢，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錯了……”袁大姐語氣格外得意。
我實在聽不下去，忍不住打斷：“那羅主任自己還好吧？”話說出口，也覺得自己明知故問，能好到哪兒去呢。
“小穎你還沒男朋友吧，聽我們的，不要跟他們外地人一樣，就盯著人家家里條件好。有的人家是看著條件好，其實空心老官，再說有錢不給你用，還不是等于沒有？等人家癱在床上，還得你伺候……”楊秘書曖昧地跟吳科長、袁大姐交換一個“你們懂的”的表情。
三個人說完羅佳敏的事情，又絮絮說起自己的孩子，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
袁大姐的兒子在高職才讀了不到一年書，學校就預通知，如果疫情緩和，這一屆學生就要開始去酒店實習。袁大姐有些舍不得，19歲的男孩子，正是精力旺盛受不了拘束的年紀，從小在家里嬌生慣養，去了酒店實習，在袁大姐看來就是“做服務員”。她怕兒子受委屈，但要是不去實習，完不成“訂單班”的實習計劃，將來畢業了就不能“包分配”，正是兩難。
吳科長的女兒轉眼就要上高三了，只是一所普通高中，在學校成績不上不下。她也想過給女兒請家教，可請家教的話，要長期才有效果，她算來算去，這筆錢相對于我們單位的工資，是一筆不小的花銷，她怕“女兒不是讀書的料”，最后“竹籃打水一場空”，又怕這筆錢沒花，最后落下埋怨和遺憾，也是兩難。
楊秘書的孩子上小學三年級，是個不愛學數學、很愛唱歌跳舞的漂亮小姑娘，成績也是中等，她安慰兩位大姐，說她剛進單位的時候，招聘的編外人員都是大專生，但是今年最近一批招進來的編外人員，已經都是研究生了。“現在研究生也很難找工作，未必比高職好得了多少”。
她說的也沒錯，我當初考上單位的編制，手握的只是省內一所普通大學的本科學位。短短幾年時間過去，我要是現在再找工作，連勞務派遣人員的資格都沒有。
2020年的夏天，羅佳敏的婆婆身體好轉，她重新回到單位上班。她打扮依然精致，人更瘦了，眉目間卻添了好些人到中年的疲憊。
從3月她幾乎是賭上職業生涯飛赴英國去把兒子接回國開始算，此時俊俊已經在國內上了半年的預科在線教育。按照原計劃，俊俊在英國讀一年預科后入學英國的初中，本來就要比同級的孩子晚一年上中學，只不過中介機構的老師給羅佳敏算過，英系的碩士學位只要一年就可以獲得，晚一年也沒什么關系。但是計劃趕不上變化，全球疫情都在反復，預科又沒有正規學位，如果不確定什么時候能重返英國正式上中學，上網課等于是浪費時間。
初中是我國的義務教育，這就意味著，如果俊俊就此放棄赴英留學，可以在2020年的9月入學本學區劃片的公辦初中，回歸國內教育體系。
在我以為羅佳敏會放棄讓兒子留學做穩妥的選擇時，她又請了長假，這回讓袁姐都有些同情她了。
經輔導機構的中介介紹，俊俊暫時擱置了赴英計劃，也不在國內體系入學，轉而到常州讀一家所謂可以“無縫對接”英國教育體系的國際學校進行過渡，等疫情緩和，可以直接轉學到這家中學的英國總部。
據說這家國際學校的英國總部赫赫有名，牛津、劍橋的錄取率很高，課程與國際接軌，有大量的素質教育課程，比如戲劇、騎馬、小語種、高爾夫什么的——當然，價格也與國際接軌，常州的這所分校每年的學費就是近15萬人民幣，光做四季校服的錢就要再加5000多。
我看到這個價格的時候，第一反應是：從小到大，我爸媽為了我上學花的錢，加一起都沒有15萬。
羅佳敏在兒子留學這件事上執念越來越深。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國內外疫情形勢的變化，她越來越被動，卻越來越偏執，她把兒子送到常州國際學校后，回來像祥林嫂一樣逢人就夸國際學校好，還勸其他同事也送孩子去讀國際學校，比如楊秘書。
楊秘書來找袁大姐抱怨這件事的時候非常生氣、情緒激動，一邊大力扯開我們遞給她消氣的零食包裝袋，一邊就講起來：“你說羅佳敏有意思嗎，自己兒子現在弄成這樣，她就不盼別人好。成績拔尖的孩子畢竟是少數，大多數孩子不就是我女兒這樣的中段生？你知道她講什么啦，她說我們女孩子升到高年級，讀書會更吃力的，萬一滑到職高，好好的孩子就毀了，職高有一半人要上呢，不如早點做打算……”
我不動聲色地偷看了袁大姐一眼，沒想到袁大姐對著我意味深長地笑了一下，我被她笑得后背一涼。
05
2021年秋天，俊俊在常州國際學校升入初二，他的同學們在“雙減”之下升入初三，課外補課都沒有了，人生的第一次分流卻還在。到了冬天，杭州的疫情又有幾次有驚無險的反復，我們單位也隨之忙了一陣。
元旦前，我們誰也沒有想到，會在那樣的情形下見到羅佳敏的老公和兒子。
和保養得當的羅佳敏相比，她老公實在是不修邊幅，禿頭、啤酒肚、略微浮腫，黑色羽絨服下擺居然還露出一角咖啡色格子的家居服。他到我們單位來，叫囂著說羅佳敏中了中介的邪，說不定還跟中介是一伙的，合伙起來害了他兒子，要單位做主，讓她把錢吐出來，要跟她離婚。俊俊跟在爸爸身后，已經是個少年的模樣，他不躲閃也不說話，戴著眼鏡，看著這樣的爸媽，擺出一臉青春期特有的故作無所謂。
我們這才知道，原來常州的國際學校雖然名義上是那所英國學校的分校，在羅佳敏老公出面再三逼問下，中介被迫提早攤牌，承認國際學校的學分和年級在英國并不能被承認，轉學一事只是為了讓羅佳敏繼續“投資”的權宜之計，如果俊俊還要去英國上中學，從2019年到現在的所有學習經歷幾乎都是白費勁，他的起點還是小學畢業。同樣，因為這所國際學校和國內教育體系不能互認，俊俊要在國內上學，也要重新讀初一——而他以前的同學都馬上就要上高中了。
如果不想白白耽誤這3年，只能接著聽從中介的建議，在常州的國際學校升入高中，將來從國際學校申請英國的大學——而這已經遠遠偏離了羅佳敏當初的計劃。在過去的近3年里，他們一家已經為了俊俊的“留學”花費了將近100萬，換來的只有兒子的前途未卜和被氣中風了的奶奶，羅佳敏的老公知道真相后，近乎崩潰，才來我們單位大鬧，一口咬定中介是騙子，甚至臆想出了自己妻子和中介合伙欺騙他們一家的情節。
我的記憶，定格在那個疲憊的中年男子在走廊里破口大罵自己的老婆，面沉如水的青春期少年對著這樣的父母一言不發，大家站在辦公室門口指指點點，和羅佳敏“砰”的一聲大力關上辦公室的門。
一眨眼，2022年已經快到4月了。聽說俊俊還留在常州那所國際學校，接下來也應該會繼續留在那里讀高中。我們私下暗戳戳地分析過，常州這家學校看起來很正規，從官網上看，歷年申請成績斐然。如果走國內的教育路線，苦哈哈地埋頭讀3年初中，參加中考幾乎就要脫一層皮，再地獄般讀3年高中，走上高考的獨木橋，還大概率考不上985高校。這樣一看，在國際學校讀書不需要參加中考，大學是申請制，學校和中介機構都能提供文書服務，申請到名校的概率也挺高的，如果官網描述的一切都是真實的，那確實是個不錯的選擇——當然，算上中學6年的學費、申請費用、大學后留學的費用，價格也是十分辣眼的。我們幾個家里條件一般的下屬，也不知道哪來的勁頭，還湊在一起認認真真給羅佳敏按計算器算過，算出了一個令人咂舌的數字，連袁姐都忍不住透露出一絲羨慕，走這條路，除了貴，沒別的毛病。
我忍俊不禁，心想，“貴，是我們自己的缺點吧……”但我到底是不敢說出這句話的。這一大筆錢，對哪個家庭來說都不是小數目，這條路的難，大部分都難在了羅佳敏身上。不知道羅佳敏為此會在家里怎樣斡旋，為了兒子她能做到什么程度。
從2019年初到現在，3年時間，有的孩子已經走過了千山萬水，有的孩子還沒準備好就要走上社會，他們背后的家長，則在這段時間里從意氣風發到迅速衰老。對于我，更多的是恐懼，我怕將來我的孩子也只是資質平平，而我也沒有能力給TA最好的學習生活條件。我怕TA問我：媽媽，為什么我同學不用中考、不用高考啊？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那些嘲笑羅佳敏像祥林嫂一樣執迷于出國還到處給人安利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平心而論，這件事輪到自己頭上，我們未必能比羅佳敏做得更好。
我可以對孩子沒有要求，但我很怕TA對這個世界失望。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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