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飯卡里多了720元?
盧琳能脫口而出這場高校“隱形資助”的種種細節，比如每條補助細則、整套受助者篩選標準，甚至是上回資助發放的日期。但一個關鍵信息除外：作為學生資助管理中心主任，她在最初并不知道203名受助學生的姓名。但這恰是符合資助原則的。
今年9月開學后，在她工作的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以下簡稱“西電”)，“學校用大數據悄悄往困難生飯卡里打錢”的消息在網上鋪天蓋地，其實距離西電第一次向困難學生飯卡里打入720元補助已過去半年。
在河南省會的鄭州大學(以下簡稱“鄭大”)，校園卡隱形資助10多年前已開始。期間也有院系輔導員提議，是否可向學生干部提供資助名單以便重點關注，但是提議因為“涉及受助學生隱私”始終沒有通過。
“這些數據，其實一直都靜靜躺在學校信息中心的數據庫里。”盧琳說。龐雜的校園大數據庫在精準資助名義下才被激活。
大變局正在發生。今年10月17日是我國第6個扶貧日，也是高校學生資助政策體系自2007年建立后的第13個年頭。去年教育部等六部門聯合發布的《關于做好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工作的指導意見》中指明了“精準資助”，并提出“堅持定量評價與定性評價相結合”。
不公示困難生認定名單、不用提交家庭貧困證明，一場保護困難生隱私和自尊的大數據隱形資助行動，在眾多大學以各自的算法進行。
然而網絡評論區對高校“大數據扶貧”的疑問也未曾停止：大數據真能篩出最精準的困難生嗎?會不會有學生因為減肥、造假冒領等原因獲得資助?每月100元上下的餐費補助對困難生的實際幫助大嗎?
改變的起點
3元增量究竟能為大學食堂一餐飯帶來什么改變?
這是西電大三學生黃旖收到校園卡資助后的一周，一直琢磨的問題。這筆720元補貼的資助標準是：一學期每天2餐，每餐補助3元。
在收到資助前，她的餐標是5元以內，在學校食堂幾乎吃不上除了夾饃、雞蛋餅等主食外一頓葷素搭配的正餐。但她談及以前的餐食，沒用過負面詞匯，只說自己“愛吃，但更注重性價比”。
8元是補助后的餐標，不需多加節制就能在食堂窗口打到一葷兩素。
收到隱形資助的學生浮出水面，大多因為善良“暴露”——卡里多了錢，他們最初以為是別的同學誤充的，主動向輔導員澄清想要歸還，黃旖也是如此。
9月25日19時黃旖去學校食堂吃飯，用餐高峰的人潮已散去。這個宿舍樓下的食堂是她最常光顧的，“大鍋菜多，精品菜少，挺實惠”。
因為晚到，窗口菜少了，不少菜品被拼到一起售賣，菜也沒了熱氣。黃旖不太在意，她仰頭看價目表，盯了足足十幾秒。
“這是沒飯補前養成的習慣，很摳門兒，以前我會盯著價目表看更久。”黃旖說起以前她常會站在打飯的長隊外猶豫許久，有時越看越急，索性拿塑料袋打個菜走了。
飯卡里每月多了180元后，她常去的是6元的套餐窗口，三素一葷的樣式，口味差強人意，裝餐食的是鋁盤，不如8元套餐的白色餐盤精致。但這個窗口在用餐高峰時也會排起長隊，黃旖在其中不再覺得自己另類。
校園有不少黃旖的禁區，比如校內兩座商業綜合樓大小不下百家餐館，黃旖極少光顧。她還算熟悉的只有賣菠菜面的檔口，小份西紅柿雞蛋面10元，面湯免費。她說有“在家吃飯的感覺”。但也不常去，她只在低血糖犯時才去那里改善一下。
再比如她常去的學校圖書館里有家咖啡店，飲料均價20元左右。黃旖2年多來從沒進過這家咖啡店，她在記者“請客進去喝一杯”的倡議下第一次進入。落座后，她向四處張望許久，見有人在自習，她自言自語了句：“這兒那么吵，為啥不在圖書館自習區學呢?不劃算!”
她現在最坦然的“奢侈一把”還是在食堂，偶爾點上一份10多元的石鍋拌飯。
“學校食堂其實是人和人差距很小的地方了，我從大家的餐盤里看不出哪些人可能和我家境差不多。”一位坦承自己困難生身份的大二女生說。
公正的算法
如果肉眼看不出餐盤里的差距，那究竟什么可以?
西電信息網絡技術中心的趙宇健老師在電腦里打開了“校園大數據決策支持平臺”——答案就在這里。
要從大數據中淘出經濟困難生，首先需要建立科學的量化指標。趙宇健把全校本科生2018年全年的消費數據調出，按早中晚3個消費時段把數據整合相加，獲得了18.73萬條數據。
結合學校平均水平，每月在食堂用餐60頓以上學生的消費數據是資助門檻之一，這是為了排除常叫外賣或外出實習的學生。
根據2018年西電學生消費水平統計，人均餐標是8元，學校把困難學生小額消費標準定在了5元及以下。“5元是一個臨界點，因為我們發現餐標在5元區間的學生和在6—7元區間段相比，人數驟降。”盧琳說。
大數據最后篩選出每餐消費遠低于平均水平的310名學生，比對學校困難生認定數據庫，有144人在困難庫，直接進入資助名單。
第二步就需要通過人工核實提升資助名單的精準度：學校通過深入學院、班級以及與輔導員實地探訪的方式核實不在困難生認定庫的166名同學，避免出現個別學生因為減肥消費較低等造成資助結果偏差。
人工智能學院輔導員楊坤當時就負責再審核，他趁集體活動時鎖定目標，漫不經心地和學生聊起胃口如何、是不是因為吃得太少才身體瘦弱……經過驗證，他學院里那兩位不在困難生庫里的低消費學生是因為“胃口太小”，他建議從初選名單中剔除。在這次人工復查中，166人中有59人被核實為困難生。
而鄭大的校園卡隱形補助在精準度上探索了更久，比如校園卡資助周期是1個月，每月統計前1年的消費動態數據，選擇1000名消費數據最低的學生進行資助，這樣可即時增補家中境況突變導致生活拮據的學生，補助金額也按照困難程度分級。
鄭大這份每月更新的大數據追蹤還被應用在了輔助困難生認定，去年學校將此數據和家庭經濟困難認定學生名單交叉對比，取消了部分有高消費行為學生的認定資格，同時增加了部分困難生入庫。
“月更”結果是有效的。鄭大小趙大二開學時收到過兩三個月的隱形資助，那時正值父親在工地上受傷，家中收入減少了大半。小趙本想每天吃饅頭佐醬幫家里減負，但他那段時間的異常消費被大數據篩查了出來。
算法還在更新迭代中，比如在新學期資助開始前，兩所大學都計劃將學生校園卡綁定支付寶、云閃付產生的消費納入統計。
家中度過困難期后，小趙的三餐消費恢復正常，補助也就自動停止了。此后小趙看到宿舍樓里有拎一袋饅頭低頭走路的同學，就會佯裝輕松上前拍拍他肩膀問一句：兄弟，最近是咋了?憑借這種方法，小趙真的“捕捉”到一位家中遭遇困難的同學，借了300元錢給他。
“只有經歷過的人才會理解這一切。”小趙用過來人的口氣說。
對抗標簽化
其實沒有誰比黃旖更懂得“被公示”帶來的困擾。
她上高中時，學校把困難生的資格公示張貼在大門口，“每個人的名字被放得很大”。第二天班里一個女生跑到黃旖跟前，拉著她的手問：“你真的是困難生嗎，我怎么看不出呢?”當時黃旖沒說話，苦笑一下走開了。
在學校倡議隱形資助后，閃現在盧琳頭腦中的畫面是：18年前她剛來西電求學時，同班一位女生在床沿喝稀飯吃饅頭。冬天盧琳見她穿得單薄，特地從家里為她帶來了一條毛褲，但那位女生謝絕了，理由是“不怕冷”。
而另一位家境貧寒的同學獲得了一筆4000元學院里的企業助學金。此后她經常被指點議論，甚至有人說：“這就是拿了4000元的那個人!”
“現在資助體系完善了，困難學生面對資助的心態有所改善，但這不意味著他們不在乎‘困難生’這個身份標簽了。”盧琳說。
事實有跡可循，比如在西電上學期發放隱形資助的203名學生中，有59人是經過學院復查被發現的，原本不在困難學生庫里。“說明有一小部分學生即使家境貧困，也不愿意主動讓學校知曉。”盧琳說。
楊坤在一次暑期家訪時意外發現，一位成績拔尖學生家境很不理想，他詢問學生為什么不申請助學貸款，回答是：害怕同學另眼相看。盡管再三疏導，這位同學在新學期依舊不愿提出困難生認定申請。
為了撫平困難生身份帶來的焦慮，西電的助困活動常有很多“大費周章”的設計。比如有資助方為學校捐贈了幾十輛自行車，學校在全校范圍內舉行了一次自行車慢騎比賽，在挑選參賽者時，除了吸納部分普通學生更是通知了不少困難生。
比賽的結果是無論名次人人有獎。這樣一場資助困難學生自行車的行動也就轉化成了人人可參與的校內運動賽。無人機試飛、單反攝影技能培訓，甚至是去外省參觀訪學，這些本意向困難生傾斜的活動都以全校活動形式開放，盡管在人選上還是會暗暗偏向困難生。
學校資助中心也聽到議論覺得在助困活動中放入少數普通學生名額，是對困難生資源的侵占，但是老師們情愿背負壓力，向學校爭取更多參與名額。
不過也有的事需要“無為”。在西電每年出國交流的學生名額中，從不特設照顧困難生的名額，鼓勵公平競爭。
在鄭大，學校學生處處長劉超向記者說起過“提前設崗助學”的做法，也就是在經濟困難的新生入學前，為他們設立勤工助學崗位，13年里受益學生已經有858名。“等到其他同學來校時，他們會展現出像學校主人的自信，家境帶給他們的局促感就會消退。”劉超說。
黃旖也覺得進入大學后，自己對身份的焦慮在慢慢減退。
大一入學，寫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申請，黃旖悄悄把表格掖在課本里，找個四下無人的時機拿出來寫幾句，現在寫此類情況說明，她不需要躲閃了。
也偶有“隱痛”發作時，一次宿舍同學想要把所有打掃工具準備臥室和衛生間各一套，黃旖覺得浪費，有一套就夠了，其他同學多有抱怨。黃旖一句話讓氣氛迅速降到冰點：“對，我窮!滿意了嗎?”
大部分時候，宿舍已有了默契，比如大家一塊兒在微信群里約著出去吃飯，見黃旖過了許久沒回復，就會主動換一家人均消費更低的餐廳。
直到現在，黃旖也說不上身邊哪些人也是困難生，這個身份標簽在這所大學正被刻意淡化。
何為公平
黃旖覺得自己也任性過——大二暑假，她參加了香港大學的暑期游學。
那年的游學項目有美國、新加坡等選擇，香港的項目最便宜，加上學校補貼的游學經費，自費部分不超過2000元。即使如此，她還是猶豫了2天才告訴父母。
成行那周，大部分時間她都留在香港大學聽課、吃食堂以節約成本。“我記得聽專業報告時，全英文的有點難跟上，就盡量捕捉關鍵詞。”聽完高密度的英文報告后，回到賓館是她的放松時刻，透過窗戶可看到“維港一線海景”。
有一回，她在香港街頭迷失了，手里拿著為朋友代購的東西。唯一為自己買的是杯網紅奶茶，排了半小時隊。
一年后暑假，一位拿助學金的高中校友找黃旖咨詢香港游學事宜。可校友最終放棄了，因害怕被同學質疑“困難生資格”。
一位大學輔導員曾和記者說起,他學院一位女生的確因為“困難生報名參加美國游學”被指摘。剛聽到那位女生要去美國，群情激憤，不少同學每晚定時在校內論壇“炮轟”她。而這位輔導員覺得有失公允之處在于，當時根本沒人在意這位女生品學兼優，本就符合學校選拔的游學人選。
風聲在新學年的困難生認定工作來臨前愈演愈烈。他找那位女生談話，女生特別希望和大家澄清。他請那位女生寫下情況說明，打算在新學年學院困難生認定會上代她解釋。
“我堅信這次美國之行對我太重要了，我也確信它對我產生了巨大影響……”女孩在信里澄清了這次的自費支出，除去她勤工儉學以及獎學金積蓄，家庭負擔的可能也不到1萬元了，即使如此，她依舊自責不已。
那晚的認定會上，當大家聽同行的學生說起女孩在當地只兌換了極少的美元，又說起她除了給親朋買小紀念品沒有任何消費時，全場沉默了。
“這就是他們真實存在的發展性需求，無論他們家境是否艱難。”鄭大輔導員張晨曦說。
記者旁聽過一場學院困難生認定工作會，會議一度陷入相同困境：一位申請人剛換了最新的蘋果手機，同宿舍的人就手機是她自己買的還是親戚送的討論許久;還有位申請人喜歡手辦玩具和電子產品，大家為他的愛好是否存在“過高消費”爭論不下，后來證實他的手辦不超過200元，而電子產品也是淘來的二手貨才平息。
在鄭大，一位接受過隱形資助的醫學院女生讓人印象深刻。她的著裝簡約卻不失精心：微卷的長發、寬松的衛衣，絲毫沒有生活拮據的烙印。女孩打趣說：“我擅長用最少的錢過上體面生活。”
當下大學，困難生該以什么面目出現?任何概括都有失公允。清晰的事實是：在這兩所大學，收到隱形資助的還是困難生中的少部分。“我們隱形資助的學生人數，接近特困生人數，許多一般困難學生不在其中。”鄭大學生處的魏東老師說。
“更多時候他們的缺口并不在3元飯補。”盧琳說起在西電每位同學每年可向學校申請2000元無息貸款，用于創新創業等發展性需求。
承認家境貧寒的學生需要更多發展的可能性，對他們的多元選擇有更多認同，或許這只是公平的開始。
黃旖始終沒對記者放下戒備心，反復確認隱私信息不會刊登，而且一直沒向記者開放微信朋友圈。
“最好我的坦白能讓和我處境相同的人擁有生活的勇氣”，黃旖希望她是“暴露”在大數據算法密林之中的少數人，“一切都繼續悄悄進行”。(文中受助學生及困難生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