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這個題目，我并非要表達一種道德優越感，作為博士生群體中的一員，我也同樣面臨發表2篇C刊(即人文社科期刊中的南大核心期刊)的壓力。斷斷續續給眾多期刊投稿一年多，沒有收到任何錄用通知，要么很快被退稿，要么一直杳無音訊，這種隱隱的焦慮，從入學那天起一直伴隨。
我注意到，《中國青年報》青年之聲3月29日《讀博，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一文中，受訪的博士生幾乎大都在“訴苦”。其實，現實中身邊也不乏類似的抱怨，“很多教授都做不到，憑什么讓我們發C刊?”“有些期刊根本不收博士生的文章，第一作者都要教授。”“編輯連看都不看，直接退稿了。”“有期刊投了一年了，沒有任何回復，就這樣拖著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審稿，難道都給‘關系稿’留著版面嗎?”……說起發論文，博士生們都有一肚子的苦水，幾乎都對當前的評價標準感到不滿，當然，一些抱怨中也夾雜著個人偏見、情緒化表達。
當下，高校對博士畢業發表C刊論文的要求并未達成一致，少數高校雖然取消了發表C刊的要求，但大部分高校在崗位招聘時依然看重C刊的發表數量，鑒于不少文科博士生就業首選仍然是高校，“C刊發文”終究是無法逃避的“大山”，僅有一篇畢業論文，根本沒有競爭力。
有數據統計，2017年，中國博士預計畢業人數是16.9萬人，最后畢業人數是5.8萬人，未正常畢業率高達65.7%，而2016年博士未正常畢業率則是66%。博士擴招，文科C刊版面有限，高校教師職稱晉升也有發論文的剛需，僧多粥少，水漲船高，在讀博士延期畢業已是常態。
事實上，當前單一的學術評價標準也屢遭學術界詬病。文科的學術成果究竟該如何評價才算完全合理，已背離初衷的評價方式又該如何逆轉，說起來雖然頭頭是道，但實施起來也并不能保證完全“不走樣”。
我以為，即使高校調整“游戲規則”，采取多元評價方式，也并不代表就會降低標準，任何設定的“杠杠”都會成為部分人的“攔路虎”，大家“混一混”都能樂樂呵呵、輕輕松松畢業的話，無異于自殺式地“戕害”博士教育質量。
然而，抱怨多了，并不能解決什么實質問題。平心而論，資源競爭從參加高考時就已經開始了，到了教育金字塔最頂層——博士階段，競爭強烈加劇更是一種必然，優勝劣汰、生存競爭是常理，現實不可能讓每個人都如愿以償。據了解，在歐美一些國家，博士畢業的難度甚至比國內還要大，與國內高校只看結果相比，國外高校更注重過程考核，不僅在讀年限長，淘汰率也很高，這種壓力直接導致很多人根本無法承受。
也要看到，再惡劣的競爭環境，總有人能把“游戲規則”玩轉在股掌之間，文科專業中，碩士生在C刊發表論文的不是沒有，理工科更不乏“牛人”。當然，這樣的人僅屬少數，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既不是天資聰穎，也沒有敏銳的學術感知力，要想在學術資源的競爭中贏得一席之地，就只能靠比其他人多“吃苦”，靠加倍努力來補償。
上學期，一位教授在課堂上抱怨，他一個就讀博三的學生回校見他，談及畢業論文進展情況、所提出的問題等，幾乎沒有任何長進，和上次見面差不多，這讓他對這個學生感到失望，離校這段時間根本沒認真看書，延期畢業成定局。
按照一些文科專業的培養安排，第一年前兩個學期修學分上課，第三學期在畢業論文開題后，就開始“放羊”了，有的出國參加項目交流，有的回去兼職，還有的待在學校，大家各忙各的，不會像有的工科那樣，天天還要打卡，在實驗室待著，甚至有“老板”監督、給導師打工，博士最長修讀年限是7年，文科專業可支配的時間相對寬裕。
其實，每個專業都有按期、延期甚至無法畢業等多種情況，能不能早些畢業，個人專業素養、自我約束力、努力程度、導師的能力和責任心等都是影響因素。困難面前，總有人會放松自己、敗下陣來，也總有人對自己嚴格要求、迎難而上。
我認識兩位工科專業的博士朋友，今年都能按期畢業，他們都有家庭和孩子，其中一個還是在職的，平時還要平衡工作和外地讀博的關系，問及小論文發表情況，他們都已發表超出學校要求的數量。當然，專業不同，并不具備可比性，但他們專業的競爭恐怕并不比我們輕松多少，發表論文的數量也能說明一個人的努力程度。
“訴苦”算是一種求得關注和心理上的宣泄，然而，他人若沒經歷過，對于讀博的“苦悶”也根本無法真正感同身受。要知道，沒人在乎你背后的努力和痛苦，人們只會關注你成功與否的結局。博士群體中有年輕的，也有中年的，每個人看待問題的角度不同，面對壓力的自我調節能力和方式也不同。作為成年人，既然選擇了讀博，就要做好充分地心理準備，積極面對殘酷競爭，與其多“訴苦”，不如多“吃苦”，早作規劃，努力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