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實習記者湯志凱、祁婷婷、曾海騰、崔春蕭周六上午9點，唐毅準時到達了項目駐點附近的冠寓。掃了訪客碼之后，管家一邊帶著他坐電梯上樓，一邊介紹公寓戶型和周邊的配套。“我們這兒是三種房型，您一個人住的話可以選擇單間，當然也有一室一廳的，那個面積更大，也貴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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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電梯，狹長的走廊兩側分布著一扇扇相似的房門。管家打開其中一間介紹道，“這是第一種沒窗戶的房型，不過便宜，每個月3200元。配套和有窗的房間也是一樣的。”唐毅對無窗這點不是很滿意，打量了一番后說，“還是帶我去看看有窗戶的，再貴點也行。”

由于被外派到新項目上，唐毅踏上了畢業后第四次找房之路。在此之前，他曾經住過群租房、合租房，換租的間隙，還在同學的自如房里擠過半個多月。但他對這些住所多少都有些不滿意。“我就想一個人住，省事一點、自由一點。不過當時剛畢業，手頭上也沒啥錢，這種想法也只能是一種奢望。”

這一次，有了一定經濟能力的唐毅把目光看向了集中式長租公寓。

區別于民房和分散式長租公寓，集中式長租公寓是企業以收購或租賃的方式對項目（一般為整棟或幾層）進行改造裝修后，提供統一管理和服務的公寓類型。近年來，在政策與市場的雙重推動下，集中式長租公寓的運營規模不斷擴張。

今年3月，頭豹研究所與魔方生活服務集團聯合發布的《2023年中國集中式長租公寓趨勢洞察》顯示，集中式長租公寓在運營數量由2017年的100萬套增至2021年的260萬套，年復合增長率達26%。

在運營房間數量攀升的同時，長租公寓運營方也在嘗試擴大自身的市場占有率與房屋入住率。而達成目標的重要路徑就是，以相對優質的服務和硬件設施為租客提供良好的體驗，進而招徠體量更龐大、屬性更多元的客戶。

相對省心與安全

“大學畢業后第一次租房是從別人手里轉過來的，住了幾天才知道‘中介’其實是二房東，說話挺不客氣的。房間是不合法的群租房，一套房子被隔成了5個‘單間’。住的人也雜，有的人沒帶鑰匙半夜哐哐敲門，還有的人甚至限我網速。”初次租房的經歷是唐毅不愿意提起的往事，“實在是住得不安心，像‘坐牢’。所以沒過幾天，我就搬走了。”

唐毅的租房經歷是許多年輕人的真實寫照。在小紅書、知乎等社交平臺上，與租房相關的各類經驗帖、詢問帖不勝枚舉，而每一篇帖子背后，通常都是一個為租房發過愁的年輕人。

“我交押金之前態度好好，第二天讓換鎖他說我事多。”

“簽合同時房東會主動出示身份證、房產證嗎？還是要自己去問？”

“一定要先問清楚供暖問題！我們六月底租房子，中介跟我們視頻說有供暖，結果現在沒有供暖！中介跑了！”

“怎么樣確定是不是房東直租的呢？”

……

如何避免踩到租房的“坑”，是畢業生和新市民融入城市時要邁過去的第一道坎。

章志畢業后的第一站選擇了集中式長租公寓，正是想避免遇到和唐毅一樣的狀況，“當時剛大學畢業，對租房這一塊不是很了解，感覺和泊寓簽租約更有保障、看房也方便，沒有‘租金貸’什么的。”

與章志類似，很多集中式長租公寓的租客把安全和省心要求放在了首位。公寓的一些操作也呼應了這樣的需求，比如：

集中式長租公寓通常會建立App收款模式，租客的租金、押金和水電費都通過企業的App繳納，這一過程更有規范性；

長租公寓門店通常配備門禁系統、保安和前臺人員，租客要經過面容識別認證或者是刷門禁卡、輸入密碼等才能進入，提高了居住的安全性；

清一色的簡裝風格以及獨立衛浴、衣柜、床、空調等基本設施幾乎是長租公寓的標配，部分品牌也提供冰箱、電視等家電，以減少租客在入住時所要添置的物品。

“房間內設施挺齊全的，電冰箱、洗衣機都有。但是想做飯的話，你需要自己買電磁爐或者微波爐。”黃瀟曾從沈陽調到北京工作，初到時在公司附近的泊寓落腳。“平常前臺都有人，有什么事情直接找他們或者App上報，還是挺省心的。有一次地漏堵了，剛好師傅還沒下班，沒多久就給我弄好了。”

由前臺、保安、保潔、維修人員構成的運營團隊，能夠更高效地回應租戶，這也是集中式長租公寓能帶給租戶更加安全、省心體驗的主要原因。

在泊寓住滿一年后，雖然居住體驗良好，但章志并沒有選擇續租約，搬離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房租每月從1500元漲到了1800元，而周邊民房的價格在1200元、1300元左右，即使公司有房補，他也不想承受如此大的租金差；二是感覺自己逐漸有社會經驗了，懂得如何“避坑”，因此跟中介和房東談會更有自信。

在某種意義上，集中式長租公寓依托集約化服務和統一管理等天然優勢，成為缺乏本地租房經驗的年輕人與新市民融入新城市的一條“緩沖帶”。但相對高昂的租金，也讓不少租客望而卻步。

“員工宿舍”新選擇

以魔方公寓北京魯谷東街店為例，一間南向有遮擋的25平方米一居室，租金約為4500元/月，水電性質也并非民用。而在貝殼找房網站上，同地段一套43平方米的整租民房，掛牌價約為3800元/月。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冠寓北京酒仙橋店，一間有窗20平方米的房間，租金約為4800元/月，而同地段的一間24平方米南向自如單間，掛牌價約為4600元/月。

面對集中式長租公寓較高的租金，部分承租能力稍弱的租客，會利用公司提供的房補緩解經濟壓力。這種機制在成為租戶入住集中式長租公寓理由之一的同時，也無形中在用人單位附近形成了一個相對集中的“員工宿舍”。

以字節跳動為例，其在北京北三環附近設置了方恒時尚中心、中航廣場、中坤廣場等多處辦公地點，三地相互之間的直線距離均不超過2公里。工作區域的相對集中所帶來的員工聚集，推動了該區域住房需求的增長。

朗詩寓大鐘寺店距離上述三處地點步行時間均不超過30分鐘，由于距離較近且適用補貼，不少字節員工都選擇了將此地作為住所。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某央企員工張鳴的身上。他說：“我們單位有自己的集體宿舍，但北京無房和外地借調員工太多，很難排到。如果自己在外租房，可以享受一定的補貼。加上長租公寓又比較方便，所以很多同事都住在單位附近的泊寓里。”

除了員工自發流向集中式長租公寓外，一些用人單位也會與集中式長租公寓簽訂合約，以“包住”“協議價”或“協議折扣”等形式，為符合條件的員工緩解住房壓力。

黃瀟所在的公司采取的是協議折扣模式。她告訴記者，“當初我入住時，活動折扣與公司協議折扣可以疊加，相當于在原價基礎上打了8折，便宜了好幾百，還是可以接受的”。而曾在37度公寓居住過的王友，他的房租則全部由公司承擔，“就是包住，租金也不會在工資里體現，算是公司給的一種福利待遇。”

除了以滿足白領需求為主要目標的“白領公寓”外，部分公寓運營商還將視角轉向了以快遞、酒店、餐廳等為代表的、涉及城市運行和服務保障行業員工的住房需求。基于企業的特定訴求，打造面向B端的“藍領公寓”。目前，此類產品已有一定的規模。

以魔方生活服務集團（以下簡稱“魔方生活”）為例，其旗下“9號樓公寓”就是為勞動密集型企業客戶提供的宿舍類產品。官網顯示，在北京的26家門店中，多人宿舍型門店有9家；在上海的109家門店中，多人宿舍型門店有18家。

魔方生活的相關人士告訴記者，9號樓公寓的服務內容與面向C端的白領公寓有所不同。“比如說對于宿舍型產品，魔方生活與企業簽訂服務時可以選擇涵蓋班車接送，因為考慮到企業員工上下班時間可能沒有公共交通，同時通勤時間也相對集中。組織的社群活動也會更多融入企業文化；對于白領公寓，我們組織的社群活動會更加貼合白領的社交需求。在世界杯期間，我們組織的看球派對參與度還是蠻高的。”

社交與生活習慣的分化

長租公寓的賣點之一是公共區域和社群服務，這也是它區別于民房和分散式長租公寓的主要特征。但是，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不同的租戶對公共區域的使用情況和社群活動的參與情況分化明顯。

以公共廚房的使用情況為例。王友是公共廚房的常客，周末經常會和同事一起做飯和吃飯。“公共廚房會比房間內做飯區方便很多，加上大多數人都收拾干凈才會走。也會有阿姨打掃，弄得很干凈。”

和王友一樣，許單也和同事住在單位附近的泊寓里，但她有自己的生活習慣，很少使用公共廚房，“平常早飯和午飯在單位食堂吃。房間里也有抽油煙機，晚上就用小煮鍋、電灶什么的，隨意做點東西，也能滿足需求。周末的話，我有自己常去的地方。”

公共區域使用情況的差異，還體現在某一區域內，不同功能板塊使用頻次的差異。在一間朗詩寓的公共廚房里，記者看到一位租客進來后直奔冰箱，將手中的飲料塞入后便匆匆離開，而角落里的幾套鍋具則積著灰。

在社交活動方面，租客參與度的分化也很常見。魔方生活的相關人士表示，通常積極參加活動的基本都是同一群人。“一部分人比較社恐，他們想要有獨立空間，不想被別人打擾，也不想要社交，就不會參加太多的社群活動；但一部分人有比較強的社交需求，每一次活動或感興趣的活動都會參與。”

“我沒有，我之前的同事應該在那邊住了四五年了，她們一直也沒有。”

“節假日會組織活動，像包餃子、做元宵之類的。我也看別人有發過朋友圈，但我從來沒去參加過。”

“那些活動，我看他們發消息。應該辦得挺好的，但我確實沒參加過。”

包括章志、黃瀟、王友在內的幾位受訪者，都知道自己住的公寓會舉辦社群活動，但鮮少參加。

（本文作者系北京工商大學傳媒與設計學院研究生；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唐毅、章志、黃瀟、張鳴、王友、許單等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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