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有感
李宜航
毛澤東的一些經典文章，就是為思想而生的。它的全部卓越和尊嚴，在于思想；它的全部任務和使命，在于思想；它的全部鑄造和榮光，亦在于思想……
《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就是這樣的不朽之作。它不重于蹙金結繡，也不美在炳炳烺烺，而是以思想制勝。從表面上看，它給我們提供的是工作、思考的工具：有些是過河的“橋或船”，有些像蓋房的“柱或梁”，有些又介乎“橋或船”與“柱或梁”之間。而實質上，都是毛澤東思想在貫穿始終，唯物辯證法在春風風人、夏雨雨人，“實事求是”這個特質在冒著熱氣兒、閃著露珠兒。
為什么這么說呢？習近平總書記曾深刻指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是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它們有三個基本方面，這就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我們細細體會《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中的“十二條”，哪一條不蘊含著、體現了這三個基本方面呢？可以說，條條可以尋到根、條條能夠歸大海、條條指向“詩和遠方”！所以，我們學習《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在工作中鉚好“柱或梁”、行穩“橋或船”，就是堅持和運用好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
從這個意義上來學習《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就會豁然開朗、別有洞天，就不會拘于時空、泥于字詞、形于表面。
我反復讀過《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二三十遍總是有的。每次讀，都會感覺不同，都會有新意汩汩而出，若“河出龍門，一瀉至潼關。東屈，又一瀉到銅瓦。再東北屈，一瀉斯入海”。這種神奇的閱讀體驗，是極少的。這次從“活的靈魂”這一視角重溫，就像發現新大陸一樣，許多寶藏亟待我們發掘……雖然仍無法洞中肯綮，但可簡要地把它包含的內容、體現的質素、蘊藉的要求歸結為九個方面的認識：一，規矩意識。如“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二，問題導向。如“在任何群眾運動中，群眾積極擁護的有多少，反對的有多少，處于中間狀態的有多少，這些都必須有個基本的調查”。三，民主精神。如“開會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樣”。四，務實作風。如“什么東西只有抓得很緊，毫不放松，才能抓住……不抓不行，抓而不緊也不行”。五，領導藝術。如“黨委的同志必須要學好‘彈鋼琴’”。六，團結能力。如“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七，科學方法。如“我們對于每一個人和每一件事，都應該采取分析研究的態度”。八，全局觀念。如“黨委要抓緊中心工作，又要圍繞中心工作而同時開展其他方面的工作”。九，戰略思維。如要胸中有“數”,等等。需要說明的是，這九個方面的認識，只是自己加深理解的一種解構，一孔之見，不足為訓；這九個方面“分守要津”，都是輊轄之桎，亦無先后輕重之分。
蕃籬之鷃，力有不逮，這里只著重談三個方面的體會和認識——
一，它強調了規矩意識
規矩就是緊箍咒，讓龍歸大海、虎奔高山之時，有敬畏、知邊界、明底線。
劉伯承元帥回憶說，1949年剛解放進城，六個軍區司令員去看毛主席。當時他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講幾句鼓勵的話。可沒有想到，毛主席開頭就說：“你們這些人要守規矩，聽指揮啊，不然我就從你們幾個人開刀。”劉帥說，“我聽了以后，心里直打顫。”
是的，必須講規矩。沒有規矩，就會一團糟，就會打敗仗，各行其是必然是是非非，各行其是必然一無所是。2013年 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西柏坡專門講：“就拿我們現在開會的這間屋子來說，意義就非同尋常。這里是立規矩的地方。”原來，1948年 9月，中央政治局在這間屋子里召開了擴大會議，中心議題就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強調要建立請示報告制度，等等。學習《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就要在學習掌握其中蘊含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上下工夫。
健全黨委制的目的，就是立規矩，“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一方面，黨委書記要善于“當班長”，依靠黨委這“一班人”，充分發揮好委員的作用，讓大家動作整齊。《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中的十二條，嚴格來講都是圍繞黨委書記怎么當、怎樣實行集體領導這個主題來展開的，它對當好“班長”講了很多條標準，如“先做學生，然后再做先生”、“力戒驕傲”、“不僅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等等。簡言之，黨委書記要帶好班子，遇事多商量，不能搞“一言堂”，讓委員形同虛設。另一方面，黨委委員要聽指揮，不能自己另搞一套，唱自己的曲兒，彈自己的調兒，經營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說到底，得跟著走，管好分工的一攤子，給班長提供助力而不是阻力。也就是說，領導之間必須要講配合、重協調，不能各自為戰，不能搞“獨立王國”，不能圍觀“獨角戲”……彼此有了分歧，甚至起了沖突，也不要緊，開個會，都擺到桌面上，大大方方討論，也就迎刃而解了，千千萬萬不能背后議論、桌子下面踢腳。毛澤東把方法講透了：“諒解、支援和友誼，比什么都重要。”
都守規矩，百舉百捷，“塍蛇無足而飛”；都不講規矩，那就糟透了，連芝麻綠豆般的小事也辦不好。看過《毛澤東書信選集》的同志都知道，為了守規矩，毛澤東寫了多少封拒絕給親朋故舊安排工作、給予特殊關照的信啊！著名烈士柳直荀的遺孀李淑一，是楊開慧的同窗好友。為了讓這位“年長課繁，難乎為繼”的人民教師老有所依，有人托毛澤東舉薦她為文史館館員。為此，毛澤東專門致信秘書田家英：“未便再薦。擬以我的稿費若干為助，解決這個問題。”
講規矩，應該成為每一位領導干部的政治自覺——“如果你敢于宣稱自己是受限制的，你就會感到自己是自由的”。
二，它突出了務實作風
務實，是我們要求的作風，也是我們的力量所在。毛澤東非常重視這一點。他說：“看準的事情，一旦下決心要抓，就要抓得很緊很緊，一抓到底，從不虎頭蛇尾，從不走過場”、“要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偷就是偷東西，裝就是裝樣子，吹就是吹牛皮。”
空談誤國，實干興邦。開會，是檢驗干部作風是否務實的很好的“試金石”、衡量器。本來，它作為領導的一項重要工作，對研究問題、統一思想、協調行動至關重要。但現實中不少會議走了樣、變了形、壞了本心，為開會而開會，以開會應付開會，瘠義肥辭，附贅懸疣……一些領導要么在開會，要么在去開會的路上，哪怕是到了會場，也是眼睛微微瞇著，嘴角微微笑著，下巴微微托著，腦袋微微晃著……活脫脫一“呆萌”。更可憎的是，臺上的講了半小時，臺下的回來傳達變成一小時，層層加碼，個個發揮，會越開越長。此風，往小處說是浮夸，朝大里講就是惰政！
毛澤東重視開會，善于開會。來看看他是如何把會開好、開實的——
開會的目的是什么？毛澤東指出：“有了問題就開會，擺到桌面上來討論，規定它幾條，問題就解決了”。他還具體提出：一年開幾次會，或者大會或者小會，解決當前發生的問題。如果有問題，就要從個別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統統捉來解剖，然后才證明“麻雀雖小，肝膽俱全”。
開會的規模要多大？毛澤東分三別兩：“大型會議、中型會議和小型會議，都是必需的……小型會議，參加的幾個人，一二十人，便于發現問題和討論問題。上千人參加的大型會議，只能采取先作報告后加討論的方法，這種會不能太多，每年兩次左右。小型和中型會議每年至少要開四次。這種會最好到下面去開。”他還吐膽傾心：“小型會議最好商量問題，我對小型會議很有興趣，時間不長，就地召開，這種形式最好。”
開會的程序怎么樣？在延安時，毛澤東就彈射臧否：“‘一開會，二報告，三討論，四結論，五散會’。假使每處每回無大無小都要按照這個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黨八股嗎?在會場上做起‘報告’來，則常常就是‘一國際，二國內，三邊區，四本部’，會是常常從早上開到晚上，沒有話講的人也要講一頓，不講好像對人不起。總之，不看實際情形，死守著呆板的舊形式、舊習慣，這種現象，不是也應該加以改革嗎?”也就是說，程序要根據會議內容來定，科學而務實。
那么，具體該如何開好會呢?
第一，要出“安民告示”。毛澤東要求：“開會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樣，讓大家知道要討論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并且早作準備。”他反對倉促開會：“有些地方開干部會，事前不準備好報告和決議草案，等開會的人到了才臨時湊合，好像“兵馬已到，糧草未備’，這是不好的。”他更反對突然襲擊：“開會前十分鐘把文件拿出來，要人家通
過，不考慮別人的心理狀態……要文風浸潤，不要突然襲擊，使人猝不及
防。”
第二，要寫好發言稿。毛澤東主張出席會議的領導“均須寫成發言稿”，“發言內容應盡可能有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體經驗和計劃數字充實和證明之。”他肌擘理分：“開會的方法應當是材料和觀點的統一……要學會用材料說明自己的觀點。必須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確的觀點去統率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夠說明問題就行，解剖一個或者幾個麻雀就夠了，不需要很多。”
第三，要讓人暢所欲言。毛澤東主張，必須創造一個寬松、自由的氛圍，允許大家在會上發表不同意見。他說：“請大家評論，提意見，根據大家意見再作修改……這樣，就更能充分發揚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對各種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較，會也開得活潑一些。”
第四，要重視開會效率。毛澤東強調：“講話、演說、寫文章和寫決議案，都應當簡明扼要。會議也不要開得太長”，“一次會只能有一個中心，一個中心就好”，“原則是不要太長，內容要精彩一點”。他還直言無隱：“我最喜歡聽典型，各地委要多講典型。”
會開得務實，往往事半功倍。所以，毛澤東明確要求：一切重要問題均須交委員會討論，由到會委員充分發表意見，做出明確決定，然后分別執行。我們學習《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就要大力弘揚“務實開會”這一好作風。
三，它指明了科學方法
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澤東語重心長：對任何事“都必須有個基本的調查，基本的分析，不可無根據地、主觀地決定問題”。
據老紅軍譚冠三回憶，紅軍轉戰到尋烏縣時，毛澤東把他和宣傳隊的同志找去，問：你們在尋烏作了調查沒有？譚冠三回答：調查了。毛澤東又問：那尋烏做什么生意的最多？譚冠三回答：釀酒、做豆腐的最多。毛澤東再問：哪幾家的酒釀得最好？哪幾家的豆腐做得最好？譚冠三啞口無言了。他們雖然在尋烏做了調查，卻沒有像毛澤東那么認真、細致。接著，毛澤東把生意最好的酒鋪、豆腐店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他們。第二天，譚冠三和宣傳隊員分頭再作了一次補充調查，實際情況與毛澤東講的完全一致。
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是最有力的科學方法。翻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頭兩篇便是毛澤東的調查研究論文。一篇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另一篇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此后，毛澤東還做了《寧岡調查》、《永新調查》、《尋烏調查》、《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等。正是有了這些調查研究做基礎，讓毛澤東充分擁有了對于中國革命的發言權、決策權、指揮權。
看，毛澤東說得多精辟：“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對于擔負指導工作的人來說，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具有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最基礎的知識。”
再體會1930年5月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的論述：“你對于那個問題不能解決嗎？那么你就去調查那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歷史吧！你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了，你對那個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了，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頭”，“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
陳云也說過：“領導機關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作調查研究工作，最后討論作決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就夠了”，“片面性總是來自忙于決定政策而不研究實際情況。”在《之江新語》中，習近平總書記一針見血：為什么我們現在有些決策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不強，說到底，根子還是在于調查研究少了一點，“情況不明決心大，心中無數點子多”。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一封令我一直感慨萬分的信。1961年5月6日，毛澤東致信四川省委李井泉同志:“你為什么不給我寫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調查了沒有？中央列舉了一批調查題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們的。五月四日又發了一個通知，將會期推遲到五月二十號，以便有充分調查研究的時間，將那批問題搞深搞透，到北京會議時，比起廣州
會議來，能夠大進一步。我在這里還有一個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同志，請你們在這半個月內，下苦功去農村認真做一回調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隨時通信。信隨便寫，不拘形跡。這半個月希望得到你們一封信。如果你們發善心，給我寫信，我準給你們寫回信”。
那些矜糾收繚、自詡懷珠抱玉的同志，讀完這封信會作何感想呢？對，趕快打起背包，到群眾中去“一杖一條痕”地做些調查吧！學習《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就必須把“調查研究”這個最根基的本領、最科學的方法掌握好。
規矩意識，務實開會，調查研究……無不浸潤于“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這三個基本方面之中。所以，我們說《黨委會的工作方法》飽含著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是一篇提升黨的執政能力、加強領導班子建設的光輝文獻。習近平總書記專門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級黨委重溫這篇經典。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活的靈魂”在高處，讓我們鉆堅仰高、不斷學習吧。
[作者李宜航，系中央黨校“習近平總書記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理論研修班（第1期）學員，羊城晚報報業集團黨委委員、管委會副主任，羊城晚報社副社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