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什么時候興起斗蛐蛐的？

蛐蛐，學名叫蟋蟀，又名促織。昆蟲綱，直翅目，蟋蟀科，善鳴，好斗。因為一聽到蛐蛐叫喚就知道是入秋了，天氣將逐漸變涼，提醒人們：該準備過冬御寒的衣服了，故有“促織鳴、懶婦驚”之說。不知是誰先發現的，雄性蛐蛐爭斗起來挺好玩兒的，于是就把它們逮回來，令其爭斗、觀其勝負，以博一樂。白露、秋分、寒露，正是玩蛐蛐的時節。“勇戰三秋”，就指的是這三個節氣。

斗蛐蛐之戲，始于唐朝天寶年間。《天寶遺事》中記載，“宮中以金籠養促織，置之枕函畔，以聽其聲。”南宋權相賈似道，“少時游博無行”，掌權后尤喜促織之戲，經常與妻妾在半閑堂斗蛐蛐取樂。他還寫過一部專著：《促織經》。

“玩家兒”不是一般人

天津斗蛐蛐，大概是從北京“傳染”過去的。北京什么時候開始有人玩斗蛐蛐的呢?明朝。據《聊齋志異·促織》中說，明朝宣德皇帝愛斗蛐蛐，致使一條蛐蛐價至數十金。宣德皇帝是位“太平天子”，在位時國家安定，有這種閑情逸致十分可能。《戒庵老人漫筆》中記載：“宣德時蘇州造促織盆，出陸墓、鄒莫二家。曾見雕鏤人物，妝采極工巧。又有大秀、小秀所造者，尤妙，鄒家二女名也。久藏蘇州庫中，正德時發出變易，家君親見。”最后四字的意思是：“我父親親眼見過。”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萬歷年間人蔣一葵著的《長安客話·斗促織》中說：“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作者說，我到郊外，看見大人小孩聚集在草叢里，側著耳朵，聚精會神地好像在尋找丟失的東西。無論是茅廁還是爛墻，一旦聽到促織叫聲，立刻像貓見老鼠那樣急促地撲上去!大街小巷，到處是盛著促織的瓦盆泥罐，不論男女老少，都以斗蛐蛐為樂。明朝人劉侗、于奕正編著的《帝京景物略·胡家村》中也說：永定門外五里的胡家村“荒寺數出，墳兆萬接，所產促織，矜鳴善斗，殊勝他產”。每到秋天，游閑人便來此地“缺墻頹屋處、磚瓦土石堆壘處”捉蛐蛐，“側聽徐行，若有遺亡”——慢慢走、側耳聽，好像尋找遺失的東西;聽到蛐蛐叫聲后，循聲找到蛐蛐巢穴，“乃掭以尖草，不出，灌以筒水，躍出矣，視其躍狀而佳，逐且捕得”——捕捉蛐蛐的方法已經很成熟了。后面關于蛐蛐優劣判定、斗蛐蛐方法與規則的記載，跟清朝以后的實際幾乎完全一樣。

到了清朝，北京玩蛐蛐的就更多了。官宦世家、八旗子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多余的精力和錢財要有地方去消耗，玩蛐蛐于是成為一種選擇。

玩蛐蛐之人號稱“玩家兒”。據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中說，清代北京內城玩蛐蛐的，“應以后馬家廠(今舊鼓樓大街后馬廠)楊氏為首，且歷數十年不衰。若睿王魁斌、繼侍郎祿，亦樂此不疲。……北城小斗家頗不乏人，記不勝記。外城楊蔭北京卿尤好之。伶人譚鑫培，每秋來必蓄多種，以與諸士大夫為戲，且為聯絡計也。”從這段話中可以得到證明：喜歡玩蛐蛐稱得上“玩家兒”的，大都是上層人物，不是王爺，就是大官，再不就是銀行家、京劇名角兒。

不說“逮蛐蛐”，要說“掏”

蛐蛐是野生的。要想玩蛐蛐，先得把它逮到手——不說“逮”，說“掏”。

過去掏蛐蛐，要到北京遠郊區。據金受申先生在《老北京的生活》里說，過去北京專有人從事逮蛐蛐、賣蛐蛐的，立秋之前到各玩家去借盤纏，然后帶上干糧和專用工具，到北京西山、北山去掏蛐蛐，一走就是十來天。

掏蛐蛐的專用工具是：一把鐵釬子，能用來挖土、撬石、探穴;一個裝蛐蛐用的柳罐斗;一個鐵絲或是銅絲編的蛐蛐罩子，還有一個竹棍頂端綁著老鼠須子的蛐蛐探子。除此之外，還要預備上水壺。可以想見，要想掏到好蛐蛐，就得往荒山野嶺高坡深溝里、潮熱如蒸籠的莊稼地里鉆，風餐露宿、日曬雨淋、蚊蟲叮咬，不是件舒服事，也不是件容易事。聽說不管到什么地方去掏，出去一天，最多也就能收獲一二十條，其中合格的也就十之二三。

北京過去出產蛐蛐的地方很多。西山福壽嶺、壽安山，黑龍潭南北二三十里以內，北山的綿山以東七十二個山頭，蘇家坨、南口關溝、昌平十三陵一帶，都產好蛐蛐。

掏回蛐蛐來后，先把上等的蛐蛐送到借他盤纏的玩家兒，玩家兒挑剩下的，再拿到廟會上去賣。

北京賣蛐蛐的地方，除了白塔寺、隆福寺、護國寺、土地廟等幾個廟會集市外，北新橋、東四牌樓、西四牌樓、天橋、東華門、鼓樓灣、琉璃廠、果子市等地，有常設的賣蛐蛐攤兒。次一等的玩家兒要到廟會上去“拿”蛐蛐——當然不是白拿，得給錢。后來沒廟會了，也沒人從事專門逮蛐蛐賣錢的營生了，玩家兒們也有自己到郊區去掏的。再到后來北京附近沒蛐蛐可拿了，就只好去外地了。近幾年的蛐蛐講究是河北易縣的，號稱“小易州”。山東樂陵的也不錯，最好的數兗州地區寧陽的蛐蛐。

真正的玩家兒拿蛐蛐，沒有拿一條兩條的;一拿就是一筐。一筐里裝十把，一把十四罐，每罐里裝一條。這得多少錢呢?一條好蛐蛐能賣兩塊銀元——相當于一袋洋面的價錢，一筐里一百四十條，您說得多少錢吧。所以說，那個年代，蛐蛐不是一般人買得起、玩得起的。

一百大洋一個蟋蟀罐

這一百四十條蛐蛐不是全部養起來，還要挑選一番，把那些“頭圓牙大腿須長、頸粗毛糙勢要強”的留下，其余的就處理掉了。

養蛐蛐，得有專用器皿。首先是蛐蛐罐兒。蛐蛐罐兒有瓷的，也有陶的，最好的是用澄漿泥燒制的：高15厘米左右，直徑13厘米左右，厚近2厘米。大、深、厚。現在很少有人燒制了。一些玩家兒手里還有不少澄漿泥的蛐蛐罐，大都是半個世紀以上的老古董了。清康熙年間有個制作蟋蟀罐的名手名叫趙子玉。他燒制的蟋蟀罐存世不多，民國時期一個就能賣到一百大洋，放到今天，如果不是仿制品，能賣到幾萬元人民幣。

新燒制的罐兒不是拿來就用，而是得先打底兒：用黃土、黑土、白灰按一定比例混合加少量的水，將其墊在蛐蛐罐里、砸實。沒有白灰粘不住;白灰不是有堿性么，等三合土干了還要放在水里泡，把堿性泡出去才能用。

光有個空罐兒還不行，還得有兩樣東西：水槽兒和過籠兒。

先說水槽兒：細瓷的，有半圓形、扇面形數種，長約3厘米，寬一個多厘米，高0.7厘米，槽內深0.3厘米。這東西做得精致、小巧，掛著釉兒，描著花兒，金魚、水草、蛐蛐什么的，有的還寫著字：勇戰三秋。這大概是瓷器中體積最小、制作最為精致的了。它的用處不用說是喂蛐蛐水喝的。聽說這么一個水槽兒，時下價值數百元!

再說過籠兒：澄漿泥燒的，細膩之極，扇面形，高約半寸，下面有底，上面有蓋。過籠兒兩端有洞門，里面的空間可以容納兩條蛐蛐。過籠兒有什么用呢?一是蛐蛐喜歡在暗處呆著，過籠兒就是蛐蛐的窩;二是養蛐蛐不能光養雄的(二尾兒)，還得有雌的(三尾兒)配對兒，否則它是不會和同性斗的。過籠兒，就是供蛐蛐過鈴(交配)的洞房。

養蛐蛐的學問多了去了。過去有錢的玩家兒，一到秋天專門雇把式給他伺候蛐蛐。

斗蛐蛐先稱體重

真正的玩家兒斗蛐蛐是很正規的。事先要備好“戰場”;要下請帖。得到邀請的玩家兒帶著蛐蛐赴約，不能帶一兩條，少則三五條，多則七八條;還要帶上一兩個人專門照看自家的蛐蛐。

正式比賽有專門的“斗盆”作為戰場，有專人擔任裁判，還有專人負責核準參賽蛐蛐的體重——如今有天平了，過去用“秤兒”，比老中藥鋪里稱中藥的戥子還小，象牙的秤桿比筷子還細，固定在一個一尺左右見方的紅木框子里。它能把蛐蛐的體重精確到一兩的萬分之幾。稱體重，目的是為了公平競爭，體重相差一毫都不斗。因為一條好蛐蛐只要戰敗一次，便從此沒了斗志。如果讓它和重于自己的對手比賽，贏了也要自身受損，要是輸了就更“冤”了。

比賽開始以后，賽場上鴉雀無聲，耳聽裁判，眼觀斗盆，心系各自的蛐蛐。蛐蛐的主人屏住呼吸、心弦緊繃，手心都能攥出汗來。蛐蛐之間的爭斗更是激烈。蛐蛐和人一樣，每條蛐蛐都有自己的個性。爭斗起來，有的勇猛，有的狡猾，你來我往，有進有退。兩蟲糾纏撕咬在一起時，猶如摔跤場上的兩名摔跤手。正因為如此，斗蛐蛐才具有高度的觀賞性和刺激性。斗勝了的蛐蛐會昂然自得地高唱凱歌，令其主人心花怒放;斗敗了的蛐蛐往往會退出戰場、落荒而逃。

蛐蛐相斗，必有勝負，因而可以賭輸贏，以此為博彩。書畫文人可以賭香煙、點心、水果，財大氣粗的高官大賈，一注可以幾十塊銀元、上百銀元。在一旁觀戰的，也可“隨彩”押注。舊時，還有為斗蛐蛐配備專人監局、給蛐蛐過體重、裁判、記賬，開局設場以抽頭獲利的。聽說天津斗蛐蛐賭注比北京大，一般的五十、一百，多者三五百元——這些都是過去的情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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