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送外賣的路上風風火火,我在孤獨的流水線上獨自難過”
“月薪過萬招不到工人”
“年輕人寧愿送外賣也不到工廠”
每逢春季招工時,傳統制造業都會面臨一輪“用工荒”。
在今年,面對新的經濟形勢,社會各界對中國勞動力市場“大變局”的討論尤為熱烈:一方面是隨著傳統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技術工人招聘門檻和薪資待遇不斷升高,合格產業工人供不應求;一方面是快遞、外賣、網約車等新興生活性服務業釋放大量門檻較低的工作崗位,年輕人有了新的就業選擇。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中央提出“六穩”工作目標,把“穩就業”放在首位。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的目標。
青年勞動力到底去哪兒了?本報記者帶著這一問題,近期走訪東部沿海多個用工大省,采訪了青年就業者、用工企業、相關政府部門和研究機構。
離開“流水線”的工人們當起“搬運工”
互聯網新技術快速發展催生了大量類似于外賣、快遞、網約車這類生活性服務業,成為離開流水線的產業工人們重新就業的主力
“出去買瓶水,人就不見了。”春江水暖鴨先知,春節后一則廣州制衣廠老板吐槽“招工難”的新聞短視頻,成為當前產業工人逃離流水線現象的生動注腳。
這些“買水不見”的人,有的并沒有回到農村或縣城,而是換了一身行頭,穿梭在城市高樓和小巷之間,他們成為現代都市白領們離不開的“快遞小哥”“外賣小妹”“滴滴大叔”……
陳大芳離開工廠快兩年了。2010年,剛剛20出頭的她來到南京打工,在一家電視機廠干貼標簽的活。剛開始月工資不到兩千元,一年不到,升為調試組長,工資一下子漲到了四千多元。按照以往晉升路線,如果繼續干下去,她有可能當上線長、科長。
“要想有比較理想的職位和工資待遇,必須熬上很多年。‘一個蘿卜一個坑’,要想升上去,也得等到有位置空出來。”考慮到在工廠發展空間有限,加上工作期間兒子出生,一家五口蝸居在公婆單位的房子里,陳大芳想改變生活,于是毅然辭去了廠里的工作。
2017年下半年,陳大芳加入了外賣大軍。她發現工廠內外的工作環境截然不同。在工廠里,工人穿著干干凈凈的工裝,在室內恒溫的環境下,重復著同一個動作,工作枯燥常常加班,但風吹不著雨淋不到。而送外賣卻要風雨無阻,“烈日當空、風雨交加也要去送快遞。重的比如180瓶礦泉水,輕的比如一盒藥、一根數據線,都要準時送達。”
陳大芳曾是所在站點70多名外賣員中月度、年度“跑單冠軍”,她的近期目標是多存點錢,給公婆換個大點的房子。風里來雨里去,陳大芳并不打算回到工廠,在她看來,當外賣員是目前能找到的收入最高的工作。
與陳大芳主動逃離工廠不同,陳海波是被迫離開。從1993年進入南京鋼鐵聯合有限公司當車間工人,到2013年因受到去產能影響被清退下崗,陳海波在產業一線干了整整20年。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丟掉工作的兩年里,陳海波也曾輾轉求職,最終選擇開網約車作為固定的工作。
“不求發家致富,養兒育女、溫飽有余不成問題。”陳海波告訴記者,他現在每天早上六點多就開始出來跑單,一天出車14個小時,刨除油耗、平臺抽成等成本,每天能凈掙四五百元。在企業當工人時,陳海波每個月最多到手也才四千元不到,“現在這份工作我很滿足,我這個歲數的人下崗后再找工作,一般也只能謀個后勤保安做做,一個月也就幾千元罷了。”
陳大芳、陳海波們的工作委實像不同類型的“搬運工”:外賣是將一日三餐送到都市年輕白領手中,快遞是把網購貨物送到千家萬戶,網約車是把乘客從一個場所送到另外一個場所。
工信部賽迪智庫產業政策研究所研究員尹訓飛分析認為,近幾年,互聯網新技術快速發展,催生了大量類似于外賣、快遞、網約車這類生活性服務業,成為離開流水線的產業工人們重新就業的主力,尤其是在解決產能過剩行業工人再就業問題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相關行業報告也說明了這一點。美團外賣發布的《2018年外賣騎手群體研究報告》顯示,超過270萬騎手在美團外賣獲得收入,騎手中上一份工作最多的就是去產能行業產業工人,占比達到31%。
《2017年滴滴出行平臺就業研究報告》顯示,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共有2108萬人在滴滴平臺獲得收入,其中393萬人來自去產能行業。
與“流水工”轉向“搬運工”現象相呼應的是,新增就業人口也不愿選擇工廠作為棲身之地。不論是打算去城市打工的小鎮青年,還是即將畢業的學生們,都越來越不愿意走進工廠。
“流水線上的藍領工人,普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當工人,在某地招聘會上,95后表示‘工廠一線已經不太適合年輕人’。”山東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衛國介紹,“制造業人才需求量很大,但是學生們都不愿意去。”
江蘇省通州中等專業學校校長姜漢榮告訴記者,該校以前機電專業招生火爆,僅模具專業最多時能招十多個班,現在卻是乏人問津。而電子商務專業以前只能招一個班,現在能招兩個班。
“招工難”,為何難?
企業的招工和用人成本一年高于一年,人才供需市場已發生轉變,以前是“工廠挑工人”,現在是“工人挑工廠”
“當看到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工廠都在抱怨用工荒,可道路上呼嘯著騎手們的外賣車時,感覺上百萬的青壯年勞動力用錯了地方。”近期,社會輿論關于“人力錯配”現象的討論為“招工難”拋出一解。
“中國經濟結構正在經歷一場‘橫向轉移’。”張衛國認為,從過去二十年的低端制造業到現在的低端服務業,互聯網催生的新經濟、新產業、新的商業模式,制造了一種產業結構“升級”的幻覺,“但實際上,這不是真正的升級,這只是橫向的產業轉移,看似花樣翻新,實際上是左右互搏,換湯不換藥。”
記者在走訪一線制造企業時發現,不少企業主表示,企業的招工和用人成本一年高于一年,人才供需市場已發生轉變,“以前是‘工廠挑工人’,現在是‘工人挑工廠’。”
“現在依然是高成本招工,卻往往招不到工人,導致一些工廠不敢大規模接單。”蘇州市拉波尼服飾有限公司董事長陳開恩說,近幾年,因為招工用人成本不斷攀升,企業盈利水平卻一直徘徊在低位,身邊一些同行有的在縮減規模,有的干脆關張轉行。
紡織服裝是全國百強縣江蘇常熟市三大支柱性產業之一,曾一度吸納了河南、安徽、蘇北等大量外來務工人口。當地多名工人告訴記者,為鼓勵節后工人返廠,當地一些工廠甚至開出獎勵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回廠補貼”。
為應對用工問題,江蘇、山東等地制造企業在考慮產業轉移,將工廠搬遷至中西部或東南亞等人力成本較為低廉的地方。
“本地工人一個月五險一金的繳費,相當于越南工廠工人一個月工資。”南通榮威娛樂用品有限公司總經理王海青告訴記者,公司這幾年業務發展迅速,用工人數高峰時已達到8000多人,即使將公司設在南通人口第一大縣級市如皋,也依然面臨著“用工荒”難題。而最近幾年,新進員工流失率更是有增無減,入職7天內流失率曾一度達到20%。
尹訓飛分析認為,近年來,二三線城市產業基礎設施配套不斷成熟,利用稅收優惠等政策聚集吸引外地企業入駐,就業崗位需求處于上升期,外加當地生活成本相對較低,導致從業者從東部發達地區回流中西部地區的現象十分明顯。
但產業轉移有得有失。相對于珠三角、長三角等制造業聚集區,中西部、東南亞等地的產業鏈不夠完整,再加上國外勞動者適應不了經常加班,管理成本隨之上升。“我們在越南試點開辦了一間工廠,但越南的供應鏈并不像國內這么完整,工人也不能像中國工人這樣吃苦耐勞,周末不愿多加一天班。”王海青說。
除了轉移,一些大型企業也正在通過機器換人來應對招工難,企圖降低用人綜合成本。
“一些大的制造業工廠已經加大了自動化,用機器來代替人工,從而減少對人工的依賴,例如富士康百萬機器人計劃。”在山東社會科學院人口學研究所所長崔樹義看來,由于機器換人的前期投入大,絕大多數中小型企業,依然依靠龐大的流動勞動力在維持著生產,他們將繼續面臨著人工成本不斷增加的壓力。
即使是大企業,機器換人也是不得已為之。“現在很多大企業在推行工業機器人項目,是招工用人成本高企、企業為長遠發展被迫之舉。”一位不愿具名的富士康培訓中心負責人告訴記者,機器換人不僅投入成本高,且不是一時之功。
近年來,“退二進三”、“騰籠換鳥”常見于一些地方產業規劃文件中,多個省市第三產業占比已經超過第二產業占比。數據顯示,我國第二產業就業人口占比從2012年的30.3%下降到2017年的28%,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占比則從2012年36%上升到2017年的45%。
“但我們真的不需要制造業了嗎?”陳開恩等企業家反問,目前很多商品生產國外還替代不了,一旦東南亞等地勞動者能力提升、產業鏈培育起來,會對中國的產業發展帶來取而代之的挑戰。在產業轉型升級、新舊動能轉化沒有完成前,貿然拋棄或轉移制造業,會對我國造成產業空心化等不可逆影響。
服務業憑什么吸引年輕人?
生活性服務業的平均薪酬普遍高于一般制造業,工作時間有一定的自由度,在一二線城市尤為明顯
在慨嘆、抱怨快遞、外賣、網約車等生活性服務業從制造業“搶人”時,制造業企業尤其勞動密集型企業主們也在反思,為何工廠留不住工人?
“工作時間自選,13000元輕松賺,上手簡單按次結算,獎金提成保險一樣不少!來美團當外賣小哥,錢高單多保障好,超越白領就是你!”在百度輸入美團外賣,置頂顯眼處則是這樣一條騎手招聘廣告。
“上班時間靈活、收入有保障、時間自由是選擇做美團騎手的最重要原因。”美團外賣發布的2018外賣騎手就業報告顯示,77%的騎手來自農村,80后、90后居多,15%的騎手擁有大學文憑。
2018年4月,滴滴和美團在無錫上演補貼大戰,一時間吸引大量周邊騎手涌入。記者在當地外賣站點現場采訪了解到,不少產業工人辭去工作來到無錫。看到“日賺千元”的消息,甚至有在上海辦公室上班的白領辭職前來應聘。
“外賣等生活性服務業的平均薪酬普遍高于一般制造業,工作時間有一定的自由度,在一二線城市尤為明顯,這是從業者從制造業轉向服務業的重要原因。”尹訓飛說,以快遞為例,2017年順豐速運員工平均薪酬為12.15萬元,顯著高于制造業就業人員平均工資6.4萬元。
“在工廠一線苦、臟、累,年輕人不愿意去做,在工廠受這個管那個管。”在被問及企業當前發展碰到的困難時,南通祥澤紡織有限公司總經理曾凡明把用工緊缺列為第一位,同時,他也十分理解年輕人為何不愿意留在工廠,“年輕人在工廠感到沒有前途、不自由、壓力大。”
面對工廠留不住人這個話題,不少網友踴躍吐槽:“制造業流水線憑什么留住勞動力?靠強度大、待遇差、薪酬低?騎手做每一單到手的都是實實在在的錢,加班賺的都是看得到的真金白銀。”“當一個低學歷、無技能的年輕人發現原來自己也可以月薪過萬!你說他會如何選!”……
此外,外賣等生活性服務業職業門檻低,也方便了產業工人“橫向轉移”。“這一行沒有太大成本,比如外賣,只需要一輛電動車、一部手機就能接單。”陳海波說,現在開車也幾乎是人人必備的本領,開網約車的準入門檻也很低。
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看似自由、錢多、門檻低的生活性服務業,也許只是看上去很美。
外賣等生活性服務業風險高、保障低的現象突出。近年來,外賣、快遞企業“多拉快跑”的營收方式,導致城市道路交通違法行為多發。南京交警發布的2018年下半年外賣騎手違法數據顯示,平均每天有25名外賣騎車交通違法被查,其中,不少人屬于二次違法,甚至多次違法。
根據共青團昆明市委近千份問卷調查,昆明近五成快遞小哥沒有“五險”。“目前網約車司機、外賣員與平臺之間基本上都是服務合同關系,而不是勞動關系。”北京志霖律師事務所律師趙占領說,這種靈活、彈性的就業形式,在法律上也很難認定勞動關系,一旦發生工傷、意外,維權艱難。
相對于一線產業技術工種,外賣等生活性服務業對從業人員的職業技能幾無要求,在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日漸成熟的將來,也存在被替代可能性。例如,京東的快遞智能派送車已經上路運行。未來是否會因此出現一波大規模失業潮?
結構性就業矛盾亟待破解
一方面,年輕人越來越不愿意進工廠,而薪資待遇并不低的專業技術技能崗位卻長期處于緊缺狀態,“碩士博士滿街跑,高級技工難尋找”現象突出
業內人士認為,我國結構性就業矛盾導致“招工難”與“就業難”并存。
一方面,年輕人越來越不愿意進工廠,而薪資待遇并不低的專業技術技能崗位卻長期處于緊缺狀態,“碩士博士滿街跑,高級技工難尋找”現象突出。
另一方面,我國當前面臨的就業壓力不減,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把城鎮調查失業率確定為5.5%左右,相較去年上升0.5個百分點。同時,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將穩就業放在“六穩”工作首位。
“隨著新舊動能轉換、產業轉型升級的持續推進,對就業產生的擠出效應更加凸顯,大齡、就業技能偏低的勞動者就業將更加困難。”山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廳長梅建華說,高技能人才和專業技術人員緊缺急需,而沒有技術等級和專業技術職稱的求職者卻又供大于求。
“能不能修流水線?機器換人后,機器人壞了能不能修?”江蘇省教育廳職業教育處處長劉克勇認為,我國制造業在升級,對勞動者的綜合素質要求提高了,人力資源的供給卻遇到瓶頸,“流水線維修人員要求對自動控制、機械裝備調配都要懂,不是過去簡單重復的勞動。”
受訪的業內人士都普遍認為,外賣等生活性服務業既不同于金融業等生產性服務業,也不同于點對點個性化的高端服務業,職業含金量和從業門檻較低。“不像外賣會騎電動車會拎東西就可以,高端服務業對從業者綜合素養、人文素養、職業道德要求很高。”劉克勇認為,現在一些新型高端服務業的核心從業素養沒有固化,而學校教育又遠遠滯后。
針對上述結構性就業矛盾,受訪的業內人士從制造業企業、職業教育、社會輿論、減稅降費等方面提出建議。
一是制造業企業須改變原有用工思維提升吸引力。張衛國認為,制造業企業要像重視技術和銷路一樣,重視人才培養和人才儲備,真正把一線工人作為企業的核心財富和競爭力。招工困難企業要反思自身業務模式和發展戰略,通過轉型升級和企業管理創新提高市場競爭力,以企業效益提升來進一步提高員工薪資待遇,增強員工從業穩定性。加強自身內部管理和企業文化建設,找準人才流失的“核心痛點”,健全晉升機制和激勵體系,吸引勞動力回流制造業,提升員工的歸屬感和責任感。
二是加快發展職業教育緩解技能人才緊缺。專家認為,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的教育類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但是,當前重視普通教育、輕視職業教育的現象還普遍存在。要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這既有利于緩解當前就業壓力,也是解決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戰略之舉。深入推進校企合作,支持和鼓勵規模企業建立培訓中心、職業院校、實訓基地等。
三是營造“勞動光榮”的社會氛圍,弘揚工匠精神。“在歐洲有人愿意當一輩子的藍領工人。”專家建議,要改變“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這一傳統觀念,需要我們從小重視勞動教育,通過建立新時代的勞動價值觀促進勞動觀念的轉變。勞動教育不是簡單說教,而是強調體驗,不同年齡段有不同的勞動教育內容。山東華源鍋爐有限公司管子車間膜式壁生產線班長齊玉祥認為,社會各界還應加大宣傳工匠精神,讓工匠精神進入學校、家庭、企業。
四是進一步降低制造業成本。專家建議,盡快落實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和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繳費比例等優惠政策,降低企業成本,讓制造業企業“輕裝上陣”。全面梳理涉企收費清單,大幅度壓減不合理收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效降低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融資成本,提高企業直接融資比重。加強對困難企業的貸款周轉支持,引導金融機構主動幫扶企業。
